最近讀《十個詞彙裡的中國》，在「差距」一章裏有這樣一段︰
「二零零九年二月，我在溫哥華UBC演講，說到中國在二零零六年的時候年收入只有八百人民幣的貧窮人口高達一個億的時候，一位中國留學生站起來說︰『金錢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標準。』
這位中國留學生的話讓我不寒而慄。因為這不是一個人的聲音，而是今日中國一群人的聲音。他們沉浸在中國日益繁華的景象裡，卻不去關心還有超過一億的人生活在難以想像的貧困之中。我想，我們真正的悲劇也許就在這裡︰無視貧窮飢餓的存在，比貧窮飢餓還要可怕。
我們告訴這位中國留學生︰『我們討論的不是幸福的標準，而是一個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如果你是一個年收入只有八百元人民幣的人，你說這樣的話會令人尊敬。可是，你不是這個人。』」
然後，今天見到下面這文章。都是那個重覆的感想，在這個地方，其實很多人都感到過自己是被什麼無聲無色地被欺壓，但就是喜歡向更弱者抽刃。不過這個刃，卻是不願意面對自己社會問題的產物所衍生的行為，比起不願意跟現狀反抗，這種心態更可悲，因為他們連不想反抗的無奈也沒有，只是想把這個現象掃走，連這產物包含的人們的待遇和背況，沒有牽動一絲情緒。我這樣假設有相當數量的人都如此想，是因為某主流報紙一向都喜歡以消費某些對象的方法「打造」新聞，而他們會如此做，大概是因為讀者群真的喜歡這種簡化事實，邊閱讀邊「嘩嘩」聲的新聞。(簡化來說就是譁眾取寵)
網址︰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11/08/blog-post_14.html
作者︰林茵
林茵：這裏，只有人／日本露宿藝術家 - 香港雜評
上周日，數十萬份以「喪屍隧道」為頭版大標題的報紙在城裏流傳。
內文將南昌站旁邊一條因規劃失當而使用率極低的隧道，描述成「道友之家」，貧者無家可歸的困境，
被扭曲為威脅途人安全與影響環境衛生的問題；網上版報道更配以動畫，
繒聲繒色地對這群窮途潦倒的露宿者極盡挖苦侮辱之能事，稍有同理心亦覺不忍卒讀。
有關注露宿者權益的社會人士在網上怒斥「人有人格！報有報格！」質問誰才是喪屍？
也有人擔心聚居在內的露宿者何去何從，趕快到隧道探訪時，不但發現他們通通「被失蹤」，
牆上更方方正正地貼着當日的頭版報道，恍如在弱勢社群的傷口上灑鹽。
過了兩天，徹夜下雨，他們還有哪裏可容身呢？在熟悉該區露宿者的社協幹事吳衛東帶路下，
記者找到幾位隧道居民，捎回來一些細碎的故事，但願還原他們活生生的、人的聲音和面貌。
祥哥今年62歲，在隧道內住了3個多月。他說，有毒癮的人聚在深旺道出口的一端，他和別的露宿者聚在連翔道的一端，加起來大概有15、16人，向來相安無事。他不諱言個別鄰居的行為是有點過火，公眾地方只穿條三角褲在「啪針」，但記者報道時卻將這個別人士的行為放到無限大，用十分鄙視的字眼去形容他們，閱後感到很不開心。
「點解要話我哋係喪屍？有得揀邊個想瞓街？」
對於報道花大篇幅描寫隧道如何骯髒，針筒、血紙巾隨處丟，臭氣瀰漫，祥哥說該記者沒有誇大，只是有所不知，「我們也跟有毒癮的人反映過，叫他們要用報紙包好髒物，後來清潔阿姐給了一個大垃圾桶，他們都很合作丟在裏面。只是近期多了外人來吸毒，不是在這裏住，自然不會守規矩，記者影到散布地上的針筒垃圾，其實不是我們丟的。」
英叔和阿美（化名）兩夫妻，睡街已經3、4年，近一年多住在隧道內。他們買不起報紙，過了幾天有人拿給他們看才知何事；說到有關報道，阿美很生氣，「露宿者也有私隱吧？我住了那麼久，一向無人行，才把那裏當自己的家，穿得比較隨便，你無問過一句就影咗我登報紙，比着你會有咩感受？我哋只不過喺度瞓，又無搞到人，點解要話我哋係喪屍？有得揀邊個想瞓街？」
據露宿者說，周日當晚就有軍裝和便衣探員前來，說是有人投訴，所以不能在這裏住了，要他們收拾離開。但因為一時也找不到新地方睡，祥哥和幾個人將「行李」放在附近隱蔽處，晚上還是嘗試回隧道；阿美兩夫妻就請相熟的露宿者騰出點地方，「但人地瞓開，借你瞓一兩日就得，耐咗會唔鍾意，我哋都唔知走去邊好。」
吳衛東告訴他們，「那是公眾地方，其實警察沒權趕你們走的，他也講不出你是犯了哪條法例呀。」但露宿者聽了都沉吟不語，或搖頭嘆氣；祥哥說，警察一晚來兩三次，又查身分證又搜身，根本無法休息，不走也不成。另外幾名隧道居民辛苦找到新地方落腳，見到有人來探訪，便嘆「慘啦，咁快就黃咗！」他們都很擔心會再給掃蕩，便無處可去了。
「以前一屋九伙人，住客的口水痰、垃圾亂丟，我跟房東講，他又不理，最後鬧翻了我便搬出來」
如果沒親身到附近一帶看過，真的難以想像，天大地大，露宿者會連一小塊落腳地都找不到。隨着吳衛東在深水埗、南昌走一圈，沿途長椅全都加上分隔扶手；稍闊一點的石壆，不是加上拱起的硬物、就是造成斜面，無法躺穩。多處球場看台和公園涼亭在晚上11時便拉閘上鎖，輔以專人看守或閉路電視監察。更令人歎為觀止的是，部分涼亭頂蓋改建成中空，亭不成亭；有蓋的地方，康文署每天黃昏、晚上派人灑水三次，令地面濕得不能睡，更時常添加足以揦穿褲的臭粉。露宿者楊生說，連負責灑水的阿姐也無奈，「我都知折墮，唉，唔關我哋事架。」
層出不窮的行政手段彷彿告訴露宿者——高樓大廈沒你們份了，長椅和石壆不是為你們而設的，你們髒，公園涼亭的瓦遮頭也不歡迎你，最好你睡在地上吧，你們只配跟老鼠和蟑螂活在同一個高度，並且不要讓別人看到，因為你影響市容。
不睡街可以睡哪裏？露宿者中有些在輪候公屋，但「分分鐘等到死都未到」；宿舍限時限刻開放，環境擠迫之餘，只容許短住，住完再露宿時睡慣的地方已被佔去。綜援租津1200多元，質素最差的板間房月租亦隨時超越此數，更別提哪裏籌錢付按金上期。即使租到，每一位露宿者都提及令人聞風喪膽的木蝨；早前社協幹事陳紹銘便親身體驗板間房生涯，夜裏被木蝨咬得痛醒，腫塊足有三隻拇指大。
外人以為隧道算很髒，但祥哥說，他正是怕了更髒的板間房，才搬去隧道，「以前一屋九伙人，住客的口水痰、垃圾亂丟，我跟房東講，他又不理，最後鬧翻了我便搬出來。我幾廿歲人無病痛，就因為好注重衛生，板間房髒到我不敢住，在隧道口反而睡得到，起碼通風。」搬出來後，祥哥每天到公廁洗澡洗衫，衣服攤在球場曬，看起來的確乾淨清爽。「但現在日日趕人，唯有返去畀木蝨咬囉。」
「所有人露宿之前都是住屋企」
睡街四處被逐，楊生直言現在是「等死」，年逾60的他患了糖尿病，露宿兩、三年間曾嘗試上樓，但唐五樓的板間房也要1300元，他的一雙糖尿足根本無力走上去。頭腦清醒地受着苦，視力已日漸倒退，醫生警告雙足一旦受傷肯定要鋸；營養師叫他要吃得清淡，每天幾份菜幾份肉，他沒地方煮食，根本不可能遵從。有次他說「不如有咩食咗快啲死嘅，你寫比我啦」，於是被轉介看心理醫生，但他需要的又怎會是一名心理醫生？
令人難過的是，他們都如此友善、有禮、說話有紋有路，除了楊生受病患困擾外，其他人都仍然健康有力氣，一直在找工作卻沒人請。英叔和阿美兩夫妻本來都是清潔工，5、6年前，長工變成合約工，然後合約愈變愈短愈零散，最後散工也沒得做。阿美只不過40來歲，「見清潔工佢哋話我老，我老公50幾歲，想去送外賣，人哋又話要請老啲喎，咁即係點？」傾談間，祥哥的朋友走過來說，「我聽到迪士尼請清潔，6900元一個月，去唔去？」祥哥苦笑，「迪士尼一碟飯30幾蚊，返工交通費又貴，做埋都係要瞓街。」
當晚遇到最年輕的一位隧道居民恆仔，年紀看來最多只有20尾30頭，他對於自己的情况不願多談，總是以笑迴避，卻有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我問到他露宿之前在哪裏住，他說：「住屋企囉，所有人露宿之前都是住屋企。」我想了想，或者也可以倒過來說，所有現在「住屋企」的人，都只不過是處於「露宿之前」的階段罷了。
這晚我聽到各種各樣成為露宿者的原因，人們只不過是失去了一份工，跟家人／鄰居／房東吵了一場架，收樓重建時沒等到賠償早了一步搬走，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在生命裏某個挫敗時刻遇上了毒品和賭博……甚至，只不過是老了、病了，因此沒有僱主認為你值錢了。在這涼薄的社會制度下，現在「住屋企」的人隨時亦可以成為露宿者的一分子。今天踐踏別人為喪屍，真的以為自己跟露宿生活是那麼遙遠嗎？
日本露宿藝術家
在東京核心地段一個公園內，大大小小的天藍色帳篷形成聚落，住着40多名露宿者。這聚落已存在逾30年，高峰期有近300名居民。他們建立起自己的餐廳、髮廊，定期舉辦茶會、縫紉和繪畫班；大部分無業或以散工維生的居民，以物易物地，過着一種與金錢無關的富足生活，建立起沒有瓦遮頭卻洋溢鄰里溫情的家園。
曾在荷蘭參與佔屋（squatting）運動的藝術家市村美佐子，是這條藍色村落的居民之一。現年40歲的她，2003年在此建起自己的帳篷，一住8年，其間出版了記述女性無家者生活狀况的繪本《Chocolate in a Blue-Tent Village: Letters to Kikuchi from the Park》，並積極參與東京露宿者的「維權」運動。最近她應活化廳邀請來港交流一個月，了解香港露宿者的生活狀態，打算以此為題進行創作。旅程甫開始，便發生「喪屍隧道」事件。
藍色小村被視為都市毒瘤
美佐子保留了當天的報紙頭版，對記者指着「喪屍」二字連連搖頭，不明白為何要這樣詆譭露宿一族。語言不通下，她最先注意到那幅頭版大相，「一對迷你裙下的美腿，走在衣冠不整的男道友旁邊，很明顯只是為了gossip，而不是報道新聞」。於是她親身去隧道看看，本打算在那裏過夜，不料露宿者已被趕得一乾二淨。
她說，將露宿者視為骯髒、危險的厭惡物，在日本亦很普遍；但其實露宿者社群也像一般人一樣，有骯髒的也有講究衛生的人，如能建立較為穩定的基地，例如像帳篷村落裏有煮食和洗滌的基本生活設施，露宿者也可以過得很乾淨。她開心地跟我分享藍色小村的生活照，問我香港可以建這樣的帳篷嗎？我猶疑，「有無這條法例我不知道，但以政府做事的習慣，應該很快會給掃蕩吧？」她聽了大惑不解，「那香港政府不是很矛盾嗎？既嫌露宿者骯髒，又不許他們建立比較像樣的住所。」
現時東京的露宿者估計有一萬人，租金高昂是主要成因。美佐子說，一般大學畢業生要在東京市區租個一房連簡單廚廁的單位，租金開支便花去收入的一半，教育程度稍低者更是想都不用想。她從荷蘭回國後主要靠藝術教育工作謀生，本來也租屋住，8年前有朋友邀請她到藍色小村參觀，樹木圍繞下的友善社群令她印象難忘，一再回訪，3個月後她決定把房子退租，成為帳篷村民。
東京市政府其實也將藍色小村視為都市毒瘤，但基於人道考慮，一直沒有採取強硬行動清場。只是2005年起推出自願安置計劃，提供價廉的房子讓露宿者居住兩年，其間每月會安排兩天散工的「就業機會」。村民覺得計劃只屬短期，社會制度不改變的話，兩年後又是前路茫茫。但幾年之間接受了安置方案的人也不少，所以村民現在只剩40多人。
對比起政府較為懷柔的政策，一些市民的行動更為激烈。2007年，一群聚居鐵路站外的露宿者疑惹起居民不滿，於是住處被縱火，燒出一大塊焦黑，露宿者亦作鳥獸散。美佐子知道後隻身前往居住，蓋起紙皮屋之餘，又在焦黑牆身貼上錯落有致的星星裝飾，為自己營造一片獨特的夜空。居民與路人可能覺得這紙皮屋太奇怪，都不敢再攻擊，於是其他露宿者慢慢又聚回來了，半年後美佐子但覺完成任務，於是回到藍色小村居住。
No Nike運動 公共空間使用權
另一次離家是在去年的「No Nike」運動。事緣澀谷的宮下公園因規劃失當，遊人稀少，吸引了數十名露宿者聚居，建起簡陋的小屋群；3年前政府計劃翻新公園，覓得Nike出資4.6億日圓贊助重建，Nike打算每年支付1870萬日圓購買直至2020年的命名權，公園翻新後各種體育設施將會收費，公園名字亦會改成「Nike宮下公園」。
協議曝光後，包括美佐子在內的一群社運人士和藝術家大力反對，他們不滿原為免費公共空間的宮下公園變成收費場地，趕絕露宿者和基層使用者；政府則反指露宿者聚居嚇走遊人，令一般市民不能享用公園設施。就在封鎖公園、翻新工程開展前一日，美佐子記得很清楚，是去年的3月15日，她和約百名示威者佔據了公園，架起帳篷準備長期留守，一直居住了半年。其間舉辦各項藝術活動、表演和工作坊，熱鬧得像嘉年華會，更吸引了其他社會組織如關注貧窮戶、殘疾人士、同志、婦女團體加入抗爭，最多曾聚集了數百人留守。但在大規模的夏祭活動後眾人一時鬆懈，各自歸家休息，只剩數名露宿者在公園，9月15日，政府人員便伺機將他們攆走，翻新工程還是開展了。
惟Nike也怯於輿論壓力，放棄了公園命名權，翻新後只叫作「新宮下公園」，原定所有設施收費的，也改為有三分一面積屬免費公眾地方，但Nike堅持每日黃昏6時半便將整個公園鎖上，露宿者想以此為家是不可能了。不過，作為領頭人之一的美佐子還是對這次抗爭持肯定態度，因過去露宿者發起的行動都停留在爭取社會救助的層面，「No Nike」是首次大規模的，並且提升至公共空間使用權的層面，美佐子相信，為期數月的抗爭已令民眾對「公園」的存在意義有更深入的反思。
來到香港，美佐子最感興趣的亦是公共空間與露宿者生活的關係，計劃在下周日於油麻地活化廳的會址發表一件相關作品。來港近兩星期，最吸引她注意的是牙籤式「豪宅」。她試過登上高樓，放眼盡是一幢幢唐樓天台的破落景致，新建的、昂貴的大廈在不斷蠶食舊有居住空間。美佐子發現，這城裏樓宇高度的反差，同時亦是財富、身分地位的差距；至於未能在任何樓宇裏佔一席之地的露宿者，遊走在最底層的街道上，是否就永遠只有仰望或低頭的份兒？
註1：藍色帳篷小村落位於東京市中心一著名公園內，美佐子擔心村民會受滋擾和驅趕，希望記者不要提及公園的名稱。據說該公園足有4個維園那樣大，相比起來帳篷小村落只佔很小的角落，一般遊人通常不以為意。
註2：向社協的吳衛東查詢，換了在香港的公園內架起帳篷會有什麼後果？他說肯定不行，會被屋宇署當成僭建物清拆。在日本能這樣做，是因為01年有位年老露宿者被青年擲進河中浸死了，成為重大的社會事件，政府才立例規定不能清拆露宿者的帳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