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市場經濟模式既然已有一堆會累積起來的結構性問題，民間或政府，若不能動搖現時superstructure的分餅模式繼續讓收入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不再能以過往普通的「刺激消費」這只是拖延卻不能從根本入手改善的方法，那麼要思考的就是書中常提「What is to be done, who will do it, and how」的問題，本書就以公平貿易作為新社會經濟運動其中一種的角度，試著探討前面三個問題在實踐上要思考和注意的事情。
前三分一大約講述了公平貿易的興起和現況，在生產者、中間人和消費者以及這三者的社區裏的意味，然後中間和後面是討論公平貿易這模式當中，是否有些元素會重覆現今主流經濟的一些缺點，如全球化市場的消費者力量過大，就算產品很受歡迎，會不會反過來令生產者過於受消費者的喜好(市場力量)介入他們的生產選擇(e.g.農作物、handicraft的樣式和物料)，影響到長遠的本土環境和文化永續政策方向，以及在進行公平貿易這過程，要慎防對各地的社區超出理性、本質化的心態盲目推崇「傳統智慧」、「與外界隔絕的桃花源」、或把對方過度想像成無助的、無自理能力的急需受助者，因為這樣一樣會介入了對方社區自己思考前路的自主性，又可能會令已發展國家的有心人作為外來人，卻不知不覺以管理者的心態開發這個網絡。
中後部亦有以階級角度和世代論的角度，試圖解構現今因為經濟結構問題引發的一些抗爭行為時(南韓農民WTO示威、香港撐菜園村、反高鐵行動)，社會各種人為什麼會有不同的態度，但亦需明白各種框架都有其未能解構得到的現象，因為人、社會和運動之間會互相影響，一直改變，不能倚賴單一理論或奢望發明100%準確的永恆定律，所以無論是社運人士或龐大市場裏卑微卻重要的個人，建構自己的看法之餘，仍要持續更新和審視自己的看法。
封面設計和書名予人內容是雜誌式的輕文章的感覺，但內容其實並不輕，一定要在可以集中的地方閱讀，因為在有限字數裏，提及了很多理論和著作和比較，好像很深入，又好像點到即止，畢竟，全書的精神就是不要急於找出黃金結論，而是在重要的十字路口上一邊試新路、一邊raise questions，以免走錯路。當中點出的著作，是個不錯的書單，我也對其中不少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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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好》六月份對鄒崇銘的訪問
(不知道讀書好是否會永遠存在，還是轉貼下來好了)
一步一步改變世界
鄒崇銘專訪
一般人眼中的公平貿易，大多是去大公司買印有認證的產品，感覺好像較有良心。但公平貿易是否僅此而已呢？鄒崇銘曾於樂施會工作，編寫過一系列有關全球化的書籍，最近跟幾位作者推出新書，分析公平貿易的可能性。消費只是第一步，消費者可以透過公平貿易得知更多全球弱勢社群的資訊，從而多做一點事，慢慢達成社會變革。在鄒崇銘筆下，公平貿易更是香港的世代之爭的一個反映，主類與另類的角力裏，他認為應該站在中間取得平衡，一步一步改變世界。
讀：《讀書好》
鄒： 鄒崇銘
公平貿易作為社會運動
讀：公平貿易是甚麼？
鄒： 有狹義和廣義的定義。狹義來說，是通過售賣一些稱為「公平貿易」的產品，來推動全球性的社會運動。三十多年前，正正是現今全球化大趨勢起飛的階段，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全球化就只有半個地球，1978年後則絕大部分的人口都納入這個體系當中。另外是貿易自由化，戴卓爾夫人和列根推動新自由主義，將歐美國家政府體系私營化，所謂「減低」對市場的干預，也使得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沒有WTO之前，所有的貿易協議如關稅、配額要逐年商討，不是「自由貿易」；九十年代以後，國際貿易的門檻、規定都被WTO主導，但這「自由貿易」其實是不公平的，發達國家佔優得多，低度發展國家只會越來越窮，不能脫貧。
因此，同樣在發達國家，這三十年來出現了一種公民社會，檢視全球化的發展，貧窮的問題。提出的出路不再是以前那種基本的扶貧、社區工作等，而是從世界社會結構來看問題，公平貿易就是其中一種另類的嘗試。六、七十年代時，人們叫這做「另類貿易」，而八十年代後出現了認證方式，就統一成了「公平貿易」，內容開始統一，比如書中提及的十項原則，符合才能叫「公平貿易」。現時主流的消費者也開始接觸和明白這件事，市場佔有率高了，變了大生意，於是也有人質疑是過分主流化了。
讀：這書的框架分三步，是「斷症」、「選擇」、「變革」，公平貿易跟這些社會思想關係是甚麼？是一種社會運動嗎？
鄒： 首先公民社會不一定是搞社會運動的，如宣明會不會搞社會運動，樂施會就會，全球公民社會組織都是分成兩半的。為甚麼公平貿易跟社會運動掛鉤呢？這源於剛才所說，非政府組織（NGO）發覺不能自閉一角搞扶貧，世界是串連在一起的，互動影響的，必須做一些政策層次的行動，那就是社會運動了。這些國際NGO舊時有點像英國的工黨和費邊社（Fabian Society），走溫和的改良主義，但這二十年來世界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尖銳，慢慢走回了傳統社會運動的路線，示威多了不少。
讀：但一般人會理解的公平貿易，跟示威看來關係不大。公平貿易總見於主流市場，人們買公平貿易產品，就像買贖罪卷一樣，為對農民的剝削賠罪。有能力買公平貿易產品的中產做了「良心消費」，但不會期望他們去搞社會運動吧？
鄒： 比如英國樂施會的Cafédirect，是最成功的公平咖啡，英國市場佔有率十多個百分比，連香港的百佳都能買到。不過，他們不會以為這樣就解決了全球貿易制度的問題，尤其是WTO成立後，會做更多倡導和抗爭，1999年有西雅圖反全球化大示威。賣咖啡是小眾的活動，因此要兩者一起做。
讀：香港每年都有社運人士播電影，比如講西班牙的合作社運動，效用都不太強。反之到馬莎百貨買公平貿易產品，一目了然，消費者清楚自己做了好事。社會運動真的有用嗎？
鄒： 我們說「社會經濟」（Social Economy），好像合作社、社會企業、社區支持農業、小販，這些非正規經濟的意義就是探索經濟活動的可能性，理工大學有舉辦專門研究社會經濟的論壇，但確實效用不彰。反而像龐一鳴的「撐小店」這種，有明確的反抗對象，抗衡地產霸權的，才會有聲勢。
讀：所以宣傳策略很重要。以往宣傳公平貿易的方式，是講一些農民悲慘的故事，給Starbucks壓搾，一天賺不足一美金這樣，為甚麼不用這種手法，而是寫那麼多理論解釋世界政經結構的問題？
鄒： 比如一杯三十元的咖啡，咖啡農民可能得不到三毫這樣的故事吧，我不認為這個百分比有任何意義。我們想帶來改變，不在於農民賺到多少的份額，而是農民能否達到可持續的生活，令這些人可以體面地生活，有穩定收入脫貧，子女能讀書。這種故事會令人問：「你的咖啡比雀巢公平多少？真的很公平嗎？」我們應該滿足於農民收入由三毫變成四毫嗎？公平咖啡能賣到多少人手上，才是最重要的。有些農民未能加入公平貿易體系，他們怎麼辦呢？能加入公平貿易的，其實能力也不會太差，因為要有一定的自我管理能力，才能獲得相關認證，而最偏遠最窮的農民是難以加入的。賣咖啡，目的不是純粹的買賣，而是期望消費者能做更多的事情，一步一步走，如一人一信寄給議員，最極端的就是去示威，推翻這個制度。倫敦奧運已經全部用上公平貿易產品，這不是自然發生的，是消費者告訴倫敦政府，才會去做。消費者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消費只是第一步，還有很多步可以走。
讀：可是很多人消費完以後就「自我感覺良好」，其實根本不會想了解，永遠不會親眼看到農民的苦況。
鄒： 現實上不會有理想的答案，那三十元怎樣分給各人，沒有最好方法，只能在現有基礎上試下去。我不認為「公平貿易」是最好的名字，「另類貿易」更好，因為世上沒有一實行就最公平的，而是要逐步去試去改善，把行動升級，讓人接觸更多。
公平貿易在香港
讀：公平貿易在香港進展如何呢？
鄒： 這個很有趣。我去年暑假辦了一系列論壇，我有一種強烈感覺，你怎樣說非洲農民被剝削、生活怎麼悲慘都沒有用，其實連我自己都沒有去過。這些永遠是間接的認知，你如何證明你的咖啡好過別人，不是騙人呢？這二、三年來，我參與的「公平點」，每年增長達三成，其他售賣公平貿易產品的也是，香港社會已經接受了公平貿易。原因並不是非洲的人情況有多壞，糧食怎樣被炒賣，而是香港的貧富差距，消費者可能想到街邊拾荒的、推紙皮的，就明白甚麼是貧窮，從而多思考了市場制度的問題，支持市場的改革，會尋求其他出路。
讀：但主要的增長，不也是來自越來越多的大商家售賣公平貿易產品嗎？消費者怎樣可以從消費中，理解到書中眾多關於世界政經結構的理論？
鄒： 據調查，我相信香港有10%人左右有買過公平貿易產品，聽過的更有50%。假如有三、四十萬人買過吧，大部分人繼續只懂去百佳、馬莎買，但我會期望有幾萬人會多思考一點，有幾千人會參與社會行動，有幾百人會看《用消費改變世界》，他們慢慢就會改變世界。人會比較，看見人家做得少，自己就會想做多點。
讀：舊有的社會運動模式是相當緊密的群體，很有組織地搞活動；最近新世代的，則很多時是鬆散而沒有組織的，在網上互傳訊息，一個個自行出來。公平貿易好像站在中間，售賣者有組織地透過銷售，向消費者傳達訊息，然後消費者自行選擇行動，為甚麼會這樣？
鄒： 香港很少「新社會運動」，婦女運動就像你說的，婦女們不用完全組織在一起，所謂personal is political，各自細微的行動就可以。又如環保運動，都是近年才有自己行動的傾向，鬆鬆散散。但「新社會運動」是否真的有效持續呢？舊的一套很難做，新的一套很難持續，我們要找中間點。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我們總不可能天天說革命，要想其他方法啟動變革。
讀：那處身香港的小市民，可以怎樣想像到整個世界的產業鏈和我們的關係？
鄒： 也不是很難，買咖啡很強調來自甚麼國家。全球化的影響就是原料來自全球各個地方，香港的利豐就最厲害了，一條產業鏈從全球貨品的差價賺錢。這也避免了消費者想像製造產品的人與我們的關係，不像蘋果iPhone那樣一想就知是富士康造的。可是消費者其實有這種需求，期望可以知道產品的來源，或是某某地方的特殊品種。這就有一種角力，國際集團不想你知道，但消費者很想知道，對自己也有益。比如衣服吧，Made in Hong Kong比Made in China好得多吧！蘋果也開始說Made in California的iPhone了，美國消費者有需求。
世代之爭
讀：書中又有一大部分，是嘗試延續數年前開始的世代之爭論述。你和另一作者韓江雪當年就寫過《香港的鬱悶》，反映你那一代對香港不同世代的看法。而按呂大樂《四代香港人》的說法，你是香港的第三代，是最悲慘的一代。第二代嬰兒潮的遊戲規則已不能繼續下去，第四代又剛剛開始走進社會成為話題，夾在中間的第三代好像甚麼都不是。是你們這個世代，才會嘗試走另類的道路嗎？
鄒： 我們搞公平貿易的一群都大約是四十多歲，投資這些社企的大多是這年紀，可能是因為有些人能四十歲賺夠退休吧，享受到最後一段的經濟起飛。有群八十後搞公平貿易，資金缺乏又辦不成，我們這個世代到這個年紀，確有點資源的優勢。新世代可以去搞示威。
讀：如果推廣公平貿易真的跟世代有關的話，那麼有些上一代應會這樣問：「你們爬不上去，才搞這些另類的東西吧！」你怎麼可以說服上一代的人，你們做的事有意義？
鄒： 說服不了，除非明天他們的價值觀完全崩潰。我現在上課時，常談最喜歡的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Bourdieu會說，想法確是很難改變的，甚至有點像出身論，你出生於甚麼家庭就是甚麼人，很悲觀，是宿命論，卻是事實。世代出生定義了我們，所以唯有等下一代，讓有所不同的他們改變社會。這也跟「一步一步」有關，世界不會一步就改變，五年、十年後世代轉變，社會就會轉變。
讀：可是書中批評已經「上位」的第二代，不是純粹為了批評，而是讓他們認識自己一代的不足，接受新的社會轉變吧？如果是宿命論，寫來有甚麼意義呢？
鄒： 我不認為他們會接受。我的編輯說你寫這麼多梁振英，小心清算，這正是那一代的問題，只懂清算，不會去試新事物，要不維持地產霸權，要不打倒樓市，扶植另一班地產霸權，何來出路？
讀：因此公平貿易是對牛彈琴，適用於上一代的只是「道德貿易」或「良心貿易」，買完就算了，不會有更多行動。就像「企業社會責任」一樣，最終變成了掛羊頭賣狗肉吧。
鄒： 沒錯，濫用得太離譜了。
下一代的使命
讀：那談下一代吧，就算他們盡量買公平貿易產品了，然後應該怎樣？
鄒： 公平貿易要普及，不在於機構逐杯逐杯賣。大學校園應該是最先有售的，要跟大學商討怎樣招標、怎樣賣，就要結合社會運動，組織人們去推動政策轉變，正是八十後在做的事。八十後針對空間和土地的霸權，當小店、小販復甦了，本地的生產者就受惠，如我們就有和菜園村合作，重推本土農業。當然我們總不能生產所有商品，那人們就會轉去嘗試其他公平貿易產品，慢慢持續下去。單純賣咖啡不會有這樣的效果，必須有整體政策上的意識，然後自然會運作。我相信領匯若是民主參與、植根社區的，一定會賣公平咖啡的。
讀：現在跟領匯推銷不行嗎？
鄒： 不行，跟在百佳賣一樣，控股權不在我們手上，只會走主流化舊路。相對而言，港鐵是比領匯有良心的，因政府是大股東。
讀：即是說搞公平貿易，會慢慢發展至回購公共事業？
鄒： 我就想跟梁振英這樣說。搞地產算了，可否開放點透明點？但即使他接受，也只會變成粉飾太平吧。
讀：你做過主流報章的編輯，其後去了樂施會，現在到大學教書。你們那一代終於從一系列的磨練中成熟了，有更強的分析能力，看穿問題，嘗試改變，但對於社會民情的轉變，有時還不如八十後出來製造嘈音的快。你怎樣看？
鄒： 我有位老同學，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他走上一輩的舊路，就只會繼續跟在後尾。另一例子是藝術家莫昭如，他走另類的道路都有四十年了，從來沒有被主流接受。我這一代人開始被主流接受，做主流中的另類，比不被主流接受的另類總好點吧。
讀：你覺得大眾何時會完全接受你們的另類路線？
鄒： 要看何時有普選。好像參選過區議會的「土地正義聯盟」，他們有能力去組織一個另類的政綱，指引一條可行的出路，只要搶夠票數打入主流，變成政策，就能改變社會。太激進無法執政，總要靠近一點主流。但普選是相當遙遠了，有評論說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可能我們的使命是引起社會的關注，不一定要即時走進建制。
讀：你們這一代很相信一步一步來。
鄒：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以後，所有事都在建制內發生，學生連上街都跟新華社先溝通好，很溫和，當然1989年以後就不同了。激進是否沒有價值呢？不是的，只是社會有分工，有人喜歡激進，有人喜歡一步一步改變世界，不是矛盾的，要取得平衡點。八十後會否變成另一種主流，有待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