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31日 星期一

2012雜項

健康︰
比上年更穩定地上健身室(當然也有偷懶的時候)。雖然體重還是比起兩年前重了幾磅,但相比以前,體魄強健了不少,由在公司定期換水時的動作、追車和上長樓梯時的喘氣度便可以感受到。另外,也讓自己的胃口更適應了多菜少肉的飲食習慣和節奏,即是說吃菜比例多了而不會覺得不夠能量,又不會像以前那樣偶然吃了較油膩的食物便容易不適,消化系統也改善了。脾氣問題,臉上爆瘡的問題也大幅改善。
琴︰
換了琴後,左肩和手指在拉高把位時的壓力大幅減少了,可能也因為有鍛鍊肩頭,左肩「啪」一聲的頻率大幅減少,腰的「啪」聲問題就只是好一點吧,但是練完琴後沒有腰痛了,不過也因為這樣,練琴時間加長,頸偶然仍會有不適、骨頭磨擦的感覺,我想健身時應該要加入鍛鍊頸肌的動作了。另外仍有一個長年問題是左尾指不夠力,以及奇異地短(推想可能是先天性關節鬆弛的我在發育期時學了第一年,所以關節自己屈曲去增加力度,現在我左尾指比右尾指短了若3mm),這個暫時只能遷就了。至於技術方面,好像是跟體力有最大因素。想要練好的東西仍有很多,像是震音、乾脆而短快的Staccato、使用全弓而音色平穩等…
12月是弄破東西的月份,首先是拉爆弓(幸好luthier很快修好了),然後是已跌過幾次的調音機跌到上下斷開兩塊,但竟然還能用。
Before:
 
After:


介紹一下2012年內我沒有開BLOG寫筆記但也想推介的書︰
More about 千年之夢
《千年之夢》--重松清
人生第一次玩到多次想哭的RPG Lost Odyssey內收藏的短篇故事。已等了三年,香港仍沒有入貨,便上網訂購了。雖然沒有遊戲中的動態文字效果(那些音效和視覺做得很到位),只看書仍然很有味道。多篇故事的主旨都在表達︰人正因為軟弱、會受傷,才會懂得溫柔;生命正因為會消逝,卻因此而精彩。另外也在某篇看到有個同感︰向已經盡力了的人說加油,和向內心的擔憂是解決不了的人說「沒事的」,其實相當殘忍。
More about 你必須改變你的生活
《你必須改變你的生活》
幾個撰文者的文章合輯而成。很難概括而簡短地介紹,硬要寫的話,便是︰生活模式造就概念、認知和價值觀,概念、認知和價值觀造就理論,理論造就行動,行動造就改變。
More about 錢買不到的東西
《錢買不到的東西》
正義比起來,辯論的例子更生活化。作者面對越來越多對公眾重要的東西被市場化而引發的道德問題感到憂慮,當能者多付,付者多得的概念引入一些對公眾利益有關的事物,便有機會造成一些核心價值的衝擊和腐化(如公平)。人類既然是social being,生存是賴以社會各份子的互動性,便不能以經濟效益、個人/某群體的效益最大化權利、自由市場為理由忽略「道德」的考慮,至於細節就在各例子分析了。美國的例子中有不少令人譁然,希望這書可以起到一定的提醒作用。
More about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以經濟、歷史和地理串連在一起討論社會性質的書,因為某教授的推薦,以及我之前在序言交談過的那個女內地研究生也推薦,便訂購了。不過,英文很古典,也談及了我不熟的歐洲中世紀史,有好些部份消化不良,所以會找中文版再看一篇(不過我懷疑中文譯者會譯到想死,去查找了一下評論,果然中文也未必會易讀)。
有較詳細的頭幾篇簡介文︰
讀書小文:Karl Polanyi,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Ch.1-6 (迷惑30的小真實)

2012年12月20日 星期四

《失控的正向思考》


More about 失控的正向思考
‎"Hope is a condition of the soul, not a response to circumstances"--Vaclav Havel
之前都有些書想要給它寫些筆記,但10月和11月的事忙完後,卻想過一段睡眠充足而相對較少煩心的日子,所以今天才開始。
以前也偶爾會提到過,面對一些麻煩或令人不快樂的新聞或政治,若仍只會一味說什麼「樂觀點去擁抱生命吧」然後就停止思考那些議題,或者對心思纏擾著某些問題的人貼上「負向思想」、「解決不了問題的自尋煩惱」者,但其實在很多時候,那不是樂觀,而是逃避現實或者對事實的理解不夠深所以才放不了在心上。本書便是對社會上「正向思想」氾濫的現象的鞭撻,盲信意志可以改變一切造成的思想狹窄、自以為世界在我手的傲慢態度如何自欺欺人、誤人誤己甚至反而是推卸責任的工具,以及那些以偽科學、同時玩弄神秘,又以錯誤的邏輯思維包裝成動人的哲學為幌子,造就了個龐大的「激勵行業」,養活了不少學棍和偽大師,造就了不少沒有意義的暢銷書。
找回以前我有一篇blog提到過身邊有人去上了那些激勵課程,曾有一段這樣的論述(為通順文句稍作修改)︰
「這種手法就是有那些鼓吹完美主義、將導師個人的價值觀強加他人(你認為好,卻被硬說本來可以更好,為什麼還不能達到某個境地,etc)的問題。一些少少的問題被放大,說到非要大刀闊斧處理不可。另外一個很有問題的是"事事以自我中心為本"(並非自私,而是每事都與自己有關的無限上綱),一個人的理想和某些想要的狀況能否達到,實在也不一定要把因素全歸於自己身上,但基於"只要努力很多事都做到"的大前提下,會集中針對於學員"到底哪裡有所不足,才不能達到自己的理想"。這個邏輯問題是,似乎所有理想/理想狀況都必須是個人能力和努力才是成敗關鍵的種類,這樣就會指標化和短視(參與xxx的次數、每週用多少時間進修,etc),忽視社會性結構思考和人際互動性。」
聲明︰也許作者在書中有些例子有點點「見到黑影就開槍」的感覺,我當然同意正向態度有時是面對逆境時能給予動力,但我想強調的是未搞清楚狀況就盲信和過度正向思考的問題,而這非理性態度在社會確實存在,而這是目前相關的討論較少,所以,以Abstraction而非Generalization的心態的話,此書還是很值得一看。所以,對於那些「總是抱怨,沒有建樹」、「明明是懶惰卻只會怪誰社會,覺得自己什麼問題也沒有」然後跑出「任何事都怪不得人」結論的只有0%和100%、二元式的反例子,也不是我有興趣要回應的。例如我說減肥不要只看卡路里計算,也要看看生活習慣和營養均衡,但有人卻總是只會以「可是卡路里太高就會…」或「蛋白質太多怎麼運動也…」的反例,把單一因素抽起來大說特說並蓋過其他因素的論點,脫離了減肥應有的策略這個重點,當我說A+B+C的時候,偏有人要猛說a1啊a2啊a3呀的,回應也是沒完沒的。而我在此筆記正是想說"a1啊a2啊a3呀"的「現象」,當我以討論這現象背後的思維為目的的時候,不是要強調B和C最重要或A不重要,也不是要個別討論或否定a1、a2和a3(因為那根本不能一概而論,只能個別分析),亦不是要當"a1啊a2啊a3呀"的這個人
針對某類「正能人」對負面新聞迴避,甚至籠統地標籤會表現出負向情緒的人,書中有一段這樣描述︰
「這種做法逃避現實世界中激烈與悲劇的那一面,也意味正向思考的核心深藏著無為力的想法。為什麼不要去關心新聞呢?因為誠如演講人協會年會中有個人告訴我的︰『你對新聞無能為力啊。』布萊利同樣不去看有關災難的報導:『那些負向新聞會引發哀傷的情緒,而且你對那些負向新聞也無能為力啊。』這些人甚至沒考慮到可以損助救濟金、參加反戰運動、遊說政府推動更人道的政策。不過至少從這裡可以看出來,他們似乎承認,看開頭就寫『平民傷亡人數高達…』或『饑荒蔓延…』的頭條新聞時,不論怎麼努力調整心態,都無法解讀出好消息。
當然,要是心靈真有無窮的力量,那大家也不用去排擠那些負向思考的人了。比方說,大家只要選擇用正向的角度去詮釋別人的負向行為就好了啊。像是那個男生批評我是為我好,那個女生繃著臉是因為很喜歡我,但我卻一直沒注意到。人必須改變環境,例如隔開負向的人與消息,這種建議其實就承認了真的有個『真實的世界』,而且它完全不受我們的願望影響。面對可能出現的可怕情況,唯一的『正向』反應就是龜縮到自己不小心建構的世界,在那裡,永遠只有認同、肯定、好消息、笑容滿面的人。」
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盡然不是單靠意志力強或勤力就可以短時間內改變,甚至不可能改變,但那種催谷正能量的書或課程,或已深植某些人心裏、沒有利益動機的正能量信仰,偏偏卻有意無意以偽邏輯和簡化個人際遇的因果關係,化為動聽而偉大的哲學或者精神,看待世事,不高興就是自己的態度哪裏出了問題,時刻都要檢視自己,出了問題或目標遠不成,永遠是自己的正向能力不足或動力不夠,只要夠堅定,什麼都可以克服,勝利就在等著你,只是你要不要去爭取。當成偶然的勵志句子還好,但這些信條、偽哲學就是會塑造一種「世界圍繞自己在轉」、「要嬴些什麼回來」的自覺,而不鼓勵人以宏觀的社會性角度分析事實本質,亦間接造成景況不好的人都是活該的觀感,而缺乏同理心,這造成不少人一方面要逃避思考某些看似不能改變的現實,一方面又要覺得自己可以掌控一切的精神分裂。
這種以粗糙簡化因果關係包裝成新哲學,和引用某類科學報告偷換概念和字眼後包裝成新發現的幌子,衍生出來的是龐大的行業。長氣提及一下,激勵不是問題,但是若手段中含有灌輸錯誤的邏輯、自我中心式傲慢的態度和二元式思維弱化人的思辨能力,卻是要加以鞭撻的。那些暢銷書和CD、受觀迎的講座和課程就不提了。書中有提到,美國好些企業每次裁員,都會請專業的激勵公司安撫他們,讓他們歸咎自己的不濟,而不去想這可能是公司想催谷股價的定期動作,又一方面因為節省人手,讓餘下的員工忙得透不過氣來,卻以激勵的方式讓他們覺得這是挑戰,而不會想到是一種剝削。(當然也並非人人都有效,有時太明顯了)
當催谷士氣和自信的手段中,最普偏就是令人覺得自己靠勤力可以改變一切的價值觀,進而把自己的地位意識提高(自high),變得武斷和相信自己的直覺。書中有提到引發金融海嘯前,金融界的高層有相當多都有聘請那些人生導師、私人激勵師,他們亦真的表現出過度自信、不看數據作決定、與主流社會知識脫節,亦有很多金融機構甚至要求定期派員激勵員工的,書內提到了一些員工的觀感,經常見到同事莫名其妙地「high爆」,而每次對交易決定或某產品的前景感到憂慮時,高層或同儕竟然不是以數據和分析去討論,而是以不該抱持「負向想法」為由駁斥,迎合高層的直覺去寫報告或給客戶作建議。
另外,又有提到美國的一些急速成長的教會,現在為了吸引更多信眾,幾乎放棄了某些核心的元素,而擁抱正能量的哲學,將教會當成是鼓勵人、給予希望的場所,還邀請那些人生導師、巨企CEO分享他們的「成功故事」,而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些哲學容易包含以物質和窄視的方式分析個人際遇,再披上宗教色彩之後,便成為那些有絕對性因果關係的「信主可以得到XXX和幫你解決YYY,保證你走上ZZZ之道」的信條和口號。
雖然香港的主流教會還沒有那種商業化的感覺,但我對那些正能量氾濫、胡亂讓自己給神代言、給予錯誤知覺的信條和口號極為感冒。在家附近便有某教會以負債人士為目標,大字張貼「耶穌幫你解決債務煩惱」之類的標語。
回到更普偏的社會階層,也會經常見到這樣的態度。記得年前在一個電台節目,有談及「樓價太高,年青人抱怨置業艱難」的現象,便有一個剛已成家的年青人打電話來,指責那些抱怨的人「不會靠自己」,並說自己因為肯捱苦,可以成功結婚和置業,可是被主持人一問,他原來是以九成按揭買入單位,還表示「每個月還有一點點錢剩下來」,掛線之後便有另一個大叔打電話來,說這年青人根本是在冒險,九成按揭而只是能夠剩下一點錢還要買入,是高風險的狀況,萬一利率上升,他的供款額就會壓死他。這個例子,便是我們經常聽到的那種論調︰覺得任何時候都只是自己願意捱苦就可以解決任何問題,至於那個問題的成因和勉強單靠自己解決它的代價是否合理,卻不是那種思想鼓勵你去探究的。明明是在採取一個高風險、草率地勇往直前的行為,卻被解讀為有承擔、意志堅定的態度。
這種社會/其他人沒有責任照顧任何人,blame yourself的信條,亦是那些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或慣性剝削員工的企業最喜歡擁抱的「道理」。而在尊制政權當道時的國家,也是喜歡不斷催眠洗腦式發放「放眼未來,為明天工作」之類的訊息,把各種不滿和批評打為沒有建設性、擾亂社會秩序的妖言,對那些不滿和批評的事實基礎視而不見。反觀今天,一聽/看見抱怨或反對就覺得不順耳不順眼,深信閉嘴工作,其他的事由當局決定一切就好的人仍然為數不少,對那些覺得很吵的議題的理解卻很片面。(長氣mode︰我不是在肯定所有的反對聲音)這些信條打造出來的是一群很有正能量、表面和善,實際是冷血和沒有同理心的人。
我不是想跑出什麼正能量和負能量要平衡,隨便一個太多都不好,那種各打五十大板式、沒有絕對的對與錯的爛道理。我只是想提出當人正能量氾濫時,那些附帶的假設和信條會衍生出的問題,儘管就算要說有例子是不搞清楚狀況便負向看待一切的人也會視野狹窄,但我認為盲目正向、樂觀的人帶來的傷害(優越感、排他性、短視、目光狹窄、草率、貶低他人)是巨大而少被重視,目前亦是較難被挑戰的,因為它總是在光明面上。
梁文道︰「我總告誡年輕人,在你事業落敗的時候絕不能讀太多勵志書籍,讀勵志書有時候會把一個人讀傻的。因為此後你會相信自己的選擇,相信你走的路一定正確,即便偶爾遇到失敗,也會視其為一時的困惑,你堅信最終還是會贏的,這樣的人其實是很可怕的。」
其他︰
Johncoal's Xanga: 唔開心得唔得?

2012年9月19日 星期三

《價格戰爭》及一堆其他


新界東北議題︰
某官員說「不明白為什麼這次會有這麼大反應」,更加令人不明白為什麼官員的反應如此,這個諮詢方法的公平性問題已經這麼明顯,還已經有人因為地主急著賣地而不埋租戶損失下次收成準備了的工作趕走人,農戶被滋擾的個案,為什麼可以說不明白?當然這是新政府在背舊政府的包袱,但這也是說明官僚風氣。
另外,又是一例說明使用誇張口號時容理失去討論焦點,明明是曾在諮詢文件出現過的「免簽證推動特別發展區」的政策方向,政府曾有這個念頭是一個事實,但在遇見這麼大的反應,發現不可行時,因為諮詢未完結,要說政府不是要「建立富豪雙非城」在技術上太容易了,是提出者把焦點放了在恐內地人情意結,把質問放在動機錯誤而不在概念錯誤上,容易變得指控很兒嬉似的,亦令涉及的濕地的保育價值和本土自主工業、政府支持農產業的承諾等重要性就被忽略了。
但最近說「考慮把公營房屋比例加到超過一半」及願意安排復耕方案,改為傾向劃一收購再規劃,是帶來改善的變數了(雖然,在最後諮詢結束前也不公佈方案詳情,實在…)。只是目前地產商正在反對政府這些新意向,損害他們的利益,在以後的諮詢上,可能會有各樣小動作(是,是陰謀論,但考慮到獨媒被襲事件…),或激化對立的氣氛,令情況爭持不下,拖延下去,令政府為求儘快解決事件而提升購買他們囤地的價格。而隨著議題升溫,政客們也會越多就此發聲,不乏抽水之人。這時公眾便可能對整件事感到煩厭,然後標籤那些「搞事的農戶」,忽略他們合理的爭辯,像菜園村事件那時。希望政府可以分清noises和實際的內容,別像處理國教事件那樣,只把所有反對者全想像為不明真相的被利用者,然後用語言偽術敷衍過去。
**後註︰想不到政府又再放風,讓步予地產商了…
在此,著實希望香港的某兩大毒報,別再亂來。方向日報老是以建設派VS破壞派的角度報導(是《ATV焦點》的概念,但方向日報亦是如此),而生果日報就老是以邪惡政府VS正義市民的角度,簡化和情緒化細節。不過想來,那並非「亂來」而是有心的。
**後註︰果然又有人把農民想像成貪取賠償、為反而反的人了…

領土爭議,以下兩篇文,提供了一些頗重要,但被忽略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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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一堆東西,跟我想簡短介紹的書有關連。
我並未有真的看過齊澤克的書,便打聽到一些人形容他是空洞,或者只會debunk不會establish,有「說了等於沒說」的特色,但我目前是這樣想的,學術開發也好思想研究叫什麼也好,也可以有分工的。跟主題名稱其實不太相稱,他的實際意思其實是要人不要只叫口號或一股盲勁做一些治標不治本的事,要願意思考和深化對現在世界的理解,在who will do it, how和what to do上多點切實的研究和實行的功夫。沒錯啦,這不過是個提醒,而不是什麼practical guide或theory。
More about 價格戰爭
《價格戰爭》
本書的內容其實沒有中文譯名那麼刺激。主要是以揭穿主流當權者/機關信奉的經濟學的假設的問題,以及實行上的表裏不一,進而讓人了解我們今天消費的東西的價格,因為種種原因,未能真實反映東西實際的成本,我們以為我們所得的工資和為消費/維生付出的價值都是市場交互因素下得出的正確水平,其實不是。這方面其實不少書都有提了,所以不算新鮮,不過作者在「經濟、權利剝奪、民主」的關係方面的探討,有提到一些之前我較少接觸的例子。
有一例是引用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剛好在讀)提及英國工業革命時期開始,以至到殖民美洲時期的圈地運動,雖有不少「維權人士」在給土地被徵的平民說話,但是圈地被合法化,某些當代著名經濟學家思想家的理論(最突出是John Locke),影響了主流,是提供了他們在鎮壓農民反抗時有道德上的背書,「國家經濟和生產力比個人權利重要」這概念不同於封建時期那種講一套做一套的政治工具,它開始取得標誌性的進展,這樣的概念可以被宣之於口,而且合乎道德和合法。
書中引用Adam Smith曾說︰「當土地屬於公眾所有時,對於森林的木材、田野的牧草,以及大地自然生成的各種果實,勞動者只需花費時間力氣就可以採集…但是現在他必須付錢才能得到許可,還得將採集或生產成果的一部分交給地主。」並指這些生計沒有著落的農民,在短短一個世之內淪為無產階級,充當英國工業革命的骨幹。
也許有一點可以注意的是當時的英國並不民主,不過令人引以為誡的是,這一切都是在「國家在前,個人權利在後」的亮話之下變成合法的。再者,當時對政府最有影響力的是皇公貴冑和商賈,也可以看成是他們為自己的利益推動了這方面的意識型態。
一點點題外話,想起了《Bitter Chocolate》,有一段也提及到西方殖民開始侵略美洲原住民的利益時,亦以「他們沒有善用土地」為理由justify他們強佔土地。他們見到當地人種植的方式很hea,不整齊,又沒有嚴謹的灌溉和施肥系統,下田時間好像很少,便作出這個判斷。但那些很hea的種法就是有機陰栽,以其他較高的果樹給下面的咖啡遮太陽,保住泥土水份,又靠其他樹引來的生物,自然地滋潤了泥土的養份。殖民者把搶了的地(或迫其地主供貨的地),改用他們以為很科學很先進的大規模單一作物種植,不單令成本上升,質素也下降了,更糟的是大量砍樹和清除非經濟植物,破壞了當地的植被。
在民主成為道德高地主流的今天,我們確有了這保障民權的硬件,但有利益衝突人士對政治擁有過大影響力的情況仍然存在,現在生活模式容易做成的漠不關心和對社會的疏離感有很大關係。所以作者要提醒的是,民主作為民眾監察政府的系統當然重要,但如果我們被社會的某些畸型價值觀或意識型態影響到,也不能天真地覺得全世界都民主後便「每一個人都幸福快樂地活下去」,因為有什麼人就有什麼政府。很明顯一人一票選立會或特首也不能馬上解決自己消費的物件涉及的血汗工廠問題,或者高污染的生產行為,當仍有不少人覺得GDP發展較重要,或抱著「貧窮=懶和蠢」的概念,所以對現在的What to do,不要只著眼於選舉民主,還要有參與式民主,要人們多點參於地區事務的會議和決定過程,這樣有助於人們理解社會的運作和互動關係,以及改善資源的運用,這樣對人們真切認識東西的成本和社會關係的來龍去脈也有幫助。也許讀來很理想化,但他也列出一些現實成功例子(例子中所謂的落後地區,人們反而有較強的bondings),又基於我下面那堆抱怨,這亦看來是應該推廣的。
書中有一段是這樣的,可以不用懷抱這個做法(畢竟那個地方最近經濟不好…),但當中的概念頗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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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做為民主政治的樣本,已經是老生常談,然而大家可仍然會感到訝異,今日以民主為名的鬧劇和雅典人的民主運作其實沒有多大關聯。雅典並沒有我們今日熟知的選舉,政治主導者並不是一群私相授受的權力追逐者,而是每一位市民,運作方式則是以抽籤代替選舉。首先抽籤選出十二個市民團體,各由五百人組成,全體六千人負責治理雅典,每一個市民團體都要審判案件,專家和律師只扮演顧問的角色。
抽籤選舉背後的理念在於,任何一位市民都不能被剝奪參與商議性公義(deliberative justice)的機會與責任。商議的過程也不僅止於法院╴法院以十二名陪審員審判客件保留了這種體制的遺風╴它可以,也應該再廷到其他地方。歷史學家C. L. R. James 1956年在一篇精湛的文章《人人都可治國》(Every Cook Can Govern)中指出,這個體系可以、也應該發揚光大。今日的民主政治被降格為每四年一次的例行事務,但雅典人不一樣,他們對政治相當認真。對他們而言,民主與平等是同義(isonomia)是同義詞,不想參與的人被視為「自私自利者」(idiote)。「idiote」在今日的英語中演變為笨蛋的意思,其實它原本的含義更是強而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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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也覺得這模式亦有它的限制。但比起容易被有勢力人士騎劫的選舉民主,或Meritocracy,當治理成為隨機責任,而不是某類人士爭取回來的權力時(雖然表面上也包含責任),人民對政治和社會的心態應該很不同,至少應該會少了前者那種「交了稅後便心安理得,別人的事別人去理」和後者的elitists心態及成功人士標準成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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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段落含rant,建議略過不讀。





這篇BLOG分了近一星期來寫。
沒能寫得有條理,但有時間時恐怕也會忘記一些東西,只好斷斷續續的也要吐些字出來。而且今天調音時無名指抽筋,練琴無奈腰斬,現在忍痛打字。
忽然好像明白了什麼是有口難言,還要有條理而避免誤會地表達,不知可以對誰言時,便會想默默地望著月亮的感覺。因為月亮給人可以信任的安全感。所謂的安全感,就是來自不需在每句話的後面,像寫論文一樣陳列一堆前提狀況,才不會被發出一堆指控,所必需的信任和默契。
立會選舉、國教爭議,將政局看為建制VS泛民的兩塊鐵板,先對空氣罵了人,然後又問第二票是什麼,每有爭執,都看為「利用」VS「被利用」的二元立場。你說A,我不同意A的某兩個假設,就被標籤為支持B。我支持Z的立場但覺得Z支持者的某些論點有問題,又被標籤為反對Z。你反對C,所以C對誰表達了好感或給誰打氣,就敵人的朋友都是敵人了,C以外的其他人做事的動機和理據都不重要了。
領土爭議,微博世界極為精彩。有很多「愛國賊」確是事實,加上近期水貨客問題,但見到那些本地出品,「比較中港兩地文化」的自high創作,又令人納悶。以一些例子本質化及簡化香港VS國內的文明,又有打稻草人式地塑造「左膠胡亂包容別人」的批判文章。(長氣mode︰我當然認為本土結構性問題在惡化,也不是在說兩地文化沒有差異,有些劣質批評亦只是「一些人」的批評,只是在提出這個方面的現象令我介懷,因為對任何指定的群體進行批判時要特別小心)。另,自上年七一遊行,到這次九月二日到添馬艦新界東北發展抗議事件,見到旁邊的反國教集會位置,都見到有人揮動港英旗幟,心裏忍不住要說︰"What's wrong with you?"
對於領土爭議,我不得迴避自己確算是「左膠」,我不是說這件事沒有「對與錯」,但要是這裡沒有石油,沒有經濟價值,相比起其他有發生過屠殺的爭議之地,這地方便沒有理由要爭,明明是為了經濟--這麼原始的動力,雙方卻要動用一堆感覺崇高而可笑的詞彙,或扮無辜(自古以來、神聖、有爭議也要說沒爭議、捉字蝨說是對方自動放棄等)挑起情緒,把事情簡化。
太多辱罵,太多謾罵,想要糾正,哪怕只想在心內理清個條理,卻怕自己內心面目會變猙獰。抽開一下?在如此訊息多變之間,哪怕去個旅行,也會發現自己變成火星人。

2012年8月27日 星期一

貼文︰人.動物.道德

雖然近期有不少東西想寫,但那些事都是一開閘就很難一句起百句止的事,而我近期沒有這個力氣和時間,連做運動的時間也不夠。
不過看到道長這篇對談,又很想轉貼收藏下來。
最近開始浮現並漸漸確定一種想法(主要是因為近期閱讀的書吧,而環保議題和人與動物倫理一直分不開,不只因為殺取食用,還有只為經濟效益而加於身上的無謂痛苦),人類能全部吃素當然最好,但始終有些地理、農作物種類分佈、運輸和人體體質各種因素,未能短時間內全面扭轉這個飲食習慣,還是會要吃肉,那麼一邊愛護寵物類的動物一邊又吃肉的現像是不是偽善、或以外表美醜分別階級的歧視,又想到這樣持續殺生、消費其他生命以維持一條命是否值得的問題,如果是,也許自殺是一個解決的辦法,但一來我自私怕痛兼怕死,二來又覺得要是那樣「不要得」的方法養起了一條生命後又自我毀滅,豈不更無謂、無聊,就如一張白A4紙的確是以很不環保的方式生產出來,可是如因為這樣你就把這白紙不作任何用途就毀掉一樣可惜,它畢竟還是可以成為一幅畫、或者任何傳遞理念的工具。所以,活著的義務,就算做不到不成為地球的癌細胞,至少也要把為害減低,讓自己沒有那麼枉費生命,如可以便讓自己成為改變的因子之一。
當然,城市人說這話又好像很偽善,但如果真要追究到底,便可能會跑出馬沙那種站在道德高地一廂情願進行集體整治的想法範圍了。
我也知道,上面那比喁的不足,就是白紙生產了就不需維護費,但人類每活一天都有,月內去過「執膠」,每見到志願者留下的大量保特瓶,更提醒了我這件事的弔詭之處。我不會認為目前以上的想法是完全正確,這是我現在確認的一種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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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錢永祥:畢竟牠是豬?——對談動物權益 之一
明報 2012年8月27日
最近因海洋公園海豚「怠工」事件,引發各界關注動物權益。本版為讀者連續兩天輯錄《動物解放》譯者、台灣學者錢永祥與香港文化人梁文道,二人在學術組織「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的對話。明天續有他們與觀眾的對話,敬請留意。



錢永祥:大家對「動物」這個概念並不陌生。我們都是動物,叫作人類動物(human animals),那麼非人類動物(non-human animals)在哪裏呢?先從身上用品開始:皮鞋、皮包用動物的皮製造的;我們吃晚飯,動物可能進入我們的胃裏;我們吃的藥、用的化妝品,幾乎每一樣東西都用到動物。動物在人類生活無處不在,可是牠們只能以痛苦和死亡的方式進入人類的生活。我們怎樣的反應才是合適的?讓我們想像三個例子。我把一塊石頭踢到河裏去、我把一根木頭丟到火堆裏去、我把一隻狗打傷。對這三種情,我們的反應不會一樣。我踢石頭、我燒木頭,別人可能會覺得我很無聊,但是不能說我對石頭或者木頭造成了傷害;人們也不會特別對那塊石頭或者那根木頭生出憐憫同情。與石頭和樹木不同的是,當我把狗打傷的時候,每一個人正常的反應都是認知到狗受到了傷害,並且對這隻狗感到某種憐憫或者同情。

動物是會受到傷害的,也會因此引起同情。根據哲學家納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的分析,所謂對一個對象產生同情,代表你其實做了三個判斷:這個對象在承受可觀的痛苦;這痛苦是他不應該承受的,是無辜的傷害;你在乎這個對象受到了傷害。我們很明確地知道,動物會感知痛苦,且在人類手裏所承受的痛苦根本是無辜的。我們對於動物的痛苦,多少感到在乎,可是這個「在乎」是在乎到什麼程度呢?我們通常會說:「不錯,我同情豬的遭遇,我同情狗的遭遇,我同情實驗室裏小白鼠的遭遇──可是,牠們畢竟是動物。」這意思是說,我們在人跟動物之間會劃一條線,即使有同情有憐憫,也要適可而止,至少不能妨礙人類的利益。

物種痛苦的界線

可是這條線要怎麼劃?能劃得有道理嗎?根據物種劃線又有什麼道理?人這個物種與豬這個物種是有巨大的不同,但是這種差別,會造成他們的痛苦具有不同的分量嗎?豬的痛苦跟人的痛苦不都是痛苦嗎?就像男人跟女人的痛苦都是痛苦,黑人跟白人的痛苦都是痛苦一樣。我們不能說因為性別和膚色不同,兩個痛苦有不同的分量。那為什麼我們可以認為因為物種不同,兩個痛苦就有不同的分量?人類到今天都不肯停止施加於動物各種痛苦和死亡,有一個很簡單的藉口:動物跟人不一樣。但如果用物種劃線可以成立,那用性別劃線為什麼不能成立?用膚色劃線為什麼不能成立?痛苦就是痛苦。窮人和富人、男人和女人、人類和動物的痛苦都是痛苦。

如果動物的痛苦不能忽視,那麼當我們開始譴責人類給動物製造痛苦和死亡的時候,我們就從同情和憐憫進入了道德的領域。在道德層面上,當我看到一個人受苦而感到憐憫同情的時候,我不僅抒發一種情緒;進一步,我對這個痛苦、對造成痛苦這回事,還作了道德的判斷,認為造成痛苦是有是非對錯可言的,這是動物倫理學的全部關懷所在。

現在,我們來談今天的第二個主題:道德進步。學者常說在1750到1900年之間,「進步」是在歐洲最有勢力的觀念,但從1900年開始,進步這個理想逐漸破滅。有人說,這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毒氣與戰壕讓人們清醒了。無論如何,我們今天談到進步會覺得尷尬,一個關鍵的原因在於,「進步」本質上是一個評價性的概念:進步一定代表「更好」,並且在道德意義上更好。可是幾乎所有人類的廣義「能力」,都確實變得更強大、更有效率,由此要得出一個判斷說,這些方面變得更好,就代表人類有了進步,表現了人類的道德進步,大家似乎都有點遲疑。畢竟,能力可以為善為惡,其增進可以造福也可以為禍。

弔詭的「道德進步論」

要恢復「進步」這個理想,我們要從道德覑眼。可是今天流行道德相對論、價值相對論,正好不容許道德作為一套連續的、貫穿歷史與社會階段的標準。如果大家相信相對論,說每個時代和社會都有它的道德標準與價值準則,很難比較明朝人和漢朝人哪個朝代的人更有道德,因為比較的標準都是內在於具體社會或歷史階段的。「道德進步」在今天的挑戰,來自價值多元論,即對於什麼叫做好的、值得追求的目標,每人不僅會有不同的選擇,並且必須承認,每人有做不同選擇的權利。我們無法用一個共通的標準比較甲跟乙哪一件事在道德上更高尚,所以也無從判斷人們在道德上的表現先進還是落後。從道德相對論和價值多元論兩個方面來說,好像都無從談道德進步。

19世紀一位愛爾蘭的歷史學家勒基(William Lecky),提出了「擴張中的圈子」(the expanding circle)的概念。他的意思是人類道德的發展,是一個「自己人」的圈子不斷擴大的過程。勒基認為,圈子不斷如此擴大,終於開始把動物和自然界也包括進來。這個概念很明確地表達了一種「道德進步」:道德關懷的範圍在擴大,受到道德考量的對象愈來愈多。進步在於以前受到漠視、歧視的人,以前被視作異己而提防、傷害的人,逐漸成為我們的同類,進入了道德考量的範圍,從而其利益必須要受到我們的正視。我們列為同類的對象已經不受性別、宗教、民族和膚色的限制。今天的問題是:接下來,我們能不能再越過物種的限制,將道德考量的範圍擴展到動物,讓能夠感受到痛苦的生命,也成為我們在道德上關懷的對象?

我將動物倫理放到道德進步的問題脈絡中來談: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並不是孤立的一件事,而是人類對弱者、異類施加暴力滿足一己需求的模式之一例。最近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出版了一本新書:《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為什麼暴力在減少?》,認為人類的歷史就是暴力逐漸減少的歷史。他列舉了六項趨勢作為指標,經由他所述的「權利革命」,人類對於少數族群的暴力、性強暴、家庭暴力、體罰、虐待兒童、校園暴力、仇視同性戀,以及針對同性戀的犯罪,正在急遽降低。這些權利革命中間最晚近的一項,就是動物權利。動物的痛苦沒有太多的道德意義,其利益毋須列入考慮,以及對動物使用暴力,無所謂道德上的是非對錯。但隨覑「動物權利」意識開始散布,動物接續覑女性、黑人、同性戀等等原本被排除在道德關懷圈子之外的弱者與異類,逐漸跨進了這個擴張中的圈子。在這個意義上,動物議題、動物倫理,正是人類道德進步的重要環節。當我們在考慮動物的利益的時候,當我們意識到對待動物的方式有是非對錯可言的時候,人類社會和人類自身便說得上道德的進步。

內地每分鐘殺多少隻豬?

最後,讓我舉出一些事實,大家來想像一下,我們的日常飲食需要什麼樣的暴力與殘酷為必經步驟。

中國內地一天要殺170萬隻豬,即每一分鐘殺約1200隻豬。人類每分鐘得施展多少暴力,才能把千多隻活生生的豬運送、宰殺、分解,最後販售成為我們家人樂融融分享的盤中飧?

我們都吃雞蛋,可是雞蛋哪裏來的?雞蛋是母雞生出來的。母雞哪裏來的?母雞是從雞蛋孵出來的。雞蛋孵出來的時候,公雞跟母雞的數量是一樣的,那麼另一半的公雞到哪裏去了?在小雞孵育場裏,剛出生的小雞被一隻一隻地檢查性別,母的準備送到養雞場去生蛋,公的則丟到旁邊的袋子或碾碎機裏,變成飼料或者肥料。

總結而言,我們的食物來自暴力,用血腥和痛苦為代價,我們吃的是「死亡」。清醒面對這個事實,才是道德智慧的開端。

梁文道:錢先生似乎頗為贊同平克(關於道德進步)的說法,可是最後講到人類如何屠殺動物,又讓我覺得我們好像不但沒有進步,反而退步了。我們知道獅子吃飽了就吃飽了,面前有多少羚羊經過牠都不理會。我讀過一些人類學家的報告,他們發現一些古老的印第安部族有些奇怪的諺語,比如「當一頭豹在吃小牛的時候,他的眼神是充滿愛的」。這句諺語說明:獵殺不是因為仇恨,而是生命的需要。紀伯倫的《先知》裏有一段話很感人,他說我們在吃蘋果時,我們要對它說:今天我吃了你來滋養我的生命,但是有天我終會回饋給你。這是人類曾經有過的想法。

我看過一部短篇科幻小說,寫的是一個家庭:小孩放學回來,媽媽問他今天在學校怎麼樣?他說今天誰誰誰因做錯什麼事被老師處罰。再晚一點爸爸回來,爸爸脫掉外套,一邊喝啤酒,一邊督促兒子做功課。然後晚上三人吃晚飯。小說結尾是這樣的:他們把吃剩的骨頭掃進垃圾桶,那些骨頭是人的骨頭。但那些人骨很小。小說講的其實是一群從外星來的巨人畜養地球人來吃。他們是另一個星球來的殖民者。小說前面講的是溫馨家庭,但最殘暴的部分恰恰就在這裏:一個那麼快樂和睦、家人感情那麼好的家庭,晚餐是我們人類。

哲學家尚未劃分的「X」

我們要定義人類時都會提到動物。比如我們常說「人是政治的動物」、「人是懂得欣賞美的動物」……我們每次定義時,都先有一個總的範疇──動物,然後把人從動物中切割出來,那標準或許是言語、理性、政治、經濟。有趣的是,自古以來,哲學家在做這種劃分時,他們都很快去談言語、理性、政治、經濟是什麼。他們都不談動物是什麼。於是動物就成為我們懸而未決的、放在一邊的X,我們都要用到X,但是我們都不想說X。這個令人尷尬的背景,在我很喜歡的一個哲學家身上也看到了,他就是法國20世紀的現象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列維納斯在談論道德時(我們對什麼樣的對象負有道德義務,跟他有道德關係的時候),他不會說我眼前這個具體的人由於是「人」的一部分,因此我對他負有道德責任或跟他有道德關係。列維納斯考慮的從來都是最具體、最個別、幾乎只是眼前發生相遇的場面,他叫這個做in the face of other,在他者面前,我們相遇。對他來講所有的倫理(ethic)都是來自於原初的相遇。

列維納斯是猶太人,是大哲學家海德格爾的學生。我們都知道海德格爾後來被很多人認為是納粹的幫兇。二次世界大戰時,列維納斯在法國曾參與過抵抗運動,並因此被捕。他跟一些猶太抵抗者一起被關在法國的一個戰俘營,戰俘營編號是1492。列維納斯特別提到這點,因為1492年是天主教在西班牙掌權之後驅逐猶太人的那一年。他在那篇文章中提到被關在集中營的人覺得自己不像人,沒有人的尊嚴。這不是因為吃不好、睡不好,而是他們嘗試跟看守互動,那些看守不理他們,沒有構成看守者「相遇中的他者」,他們喪失了「他者」的資格。

納粹德國最後一個康德主義者

有天,在他們覺得自己已經失去人類資格的生活裏,有一隻狗出現了。這隻狗是從戰俘營外面的野地上跑過來的,牠每天看覑這些戰俘白天勞動,晚上回來。那隻狗很奇怪,這些戰俘根本沒有什麼食物可以餵牠,他們甚至不能去撫摸牠,但是這隻狗每天都看覑他們,看到他們勞動回來之後就對他們搖尾巴,有時還會跳起來快樂地大叫,這是集中營裏唯一會對猶太犯人表達善意的生物。他們給牠起名叫Bobby。然後列維納斯說了很有名的一句話:他說Bobby是the last Kantian in Nazi Germany,納粹德國最後的康德主義者。講完Bobby的故事,列維納斯筆鋒一轉,忽然說這隻狗沒有聰明的大腦去幫牠把自己的行為和傾向命令化,即把行為和傾向變成一個命令、一個道德義務。所以列維納斯雖然笑稱Bobby是納粹德國最後一個康德主義者,但是他知道牠其實不是。

可是我想補充和發展他的地方,就是憑什麼列維納斯可以說Bobby對他們的歡迎不是道德上的交往呢?在那樣一種極端狀況下,這些戰俘和他人相遇時人家不把他們當回事,但這隻狗對他們表示出歡迎和友善,這叫不叫做in the face of other?這隻狗跟他們的關係是不是道德關係?後來在一個訪問中,有記者問列維納斯他常講的「他者」包不包括動物,動物有臉嗎?他說動物有臉,但是動物的臉不如人類的臉那麼重要、那麼原初……我覺得列維納斯其實可以講得更好。如果從他者的表情讀出痛苦這點來講的話,他把動物放在次要的地位與他哲學的基本路線是矛盾的。他年輕的時候讀達爾文,這對他影響很深,列維納斯說所有的動物都在自利地追求生命的延續,而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的動物都是處在all against all,彼此交戰的狀態,就像霍布斯(Thomas Hobbes)講的那種自然狀態一樣;又認為人當然也是動物,但人在面對他者的處境下會感到一種道德的無言要求,而動物不會。他認為只有人方能跳出自己,otherwise than being,他講的這個being我們不妨粗淺地理解為生物自我生存的奮鬥和努力,natural being。但是為什麼是otherwise than being?列維納斯講我們人類超出生物求存的範圍,我們可以做更多的事,比如說可以為其他人犧牲,可以有種種利他的行為與表現。如果我們只追求自我滿足的話,我只要想辦法好好生活,蓋一個房子給自己,擁有房子裏的所有東西,可以在裏面過得很愉快。直到我遇到一個陌生人,遇到一個「他者」在冰天雪地裏躺在路邊,我忽然發現我的家不再只是我的家,牠可以變成hostel,我發現我的所有品不再只是我的,還可以是一種gift。這種時候,人就不再只是一般的動物了。那麼人為什麼可以這樣呢?在列維納斯那裏這是一個miracle,一個神蹟。

魚受傷會呼叫嗎?

在這個故事裏的Bobby恐怕不僅僅是列維納斯所理解的動物的那種狀態。我們太相信某種的人類中心主義,我們認為動物受到的傷害不是傷害。

我曾經養貓,每次我看着我的貓時,看覑牠看我,我常常在想什麼叫「牠看我」?我說我和一個動物相遇,我說我碰到牠的眼神時,這是什麼意思?這也是很多哲學家很困惑的問題。這能叫互相對視嗎?我怎麼知道那黑色的眼珠後面是什麼。我怎麼知道對牠來講,看覑另外一個物種的眼睛意味覑什麼?兩個人可以深情對望,那我能不能跟我的貓深情對望?我怎麼知道牠深不深情?我們總是試圖去理解那個看不見的「動物的深淵」。你打一隻動物的時候牠叫,或者有另一些動物根本不會發聲,比如說魚。當廚師做刺身或壽司的時候,用刀一下子切到活魚身上,你會看到魚的嘴巴張開了一下,你聽不到牠的聲音,那這叫不叫做「叫」?叫不叫做「痛苦地叫」?

列維納斯的哲學對我來說最重要就是,我們不要考慮這些問題。因為你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你就已經進入種類思考,就像我開始的時候說的,個體具不具備某些資格,牠有沒有某些理性能力,有沒有某些感知能力,牠是屬於哪一個族群,然後我才決定要不要道德地對待。列維納斯認為這些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當下相遇的這刻,這張臉呈現出的表情,如果牠痛苦,如果牠讓我覺得可被傷害,牠就跟我構成了一種道德的要求,我就已經負有責任。

從這個角度去看,我跟錢先生的觀點一樣,我也認為我們有道德進步,因為我們人類的確愈來愈具有看到痛苦臉孔的能力。我們曾經見過很多的痛苦,我們不把牠理解為痛苦,但今天我們能認知到這種痛苦。
觀眾:我們為什麼一定受苦的要界定是動物?植物受到的傷害就不算傷害嗎?為什麼折一根樹枝就不叫傷害?難道傷害一定要是肉眼能夠看到的嗎?

錢永祥:我考慮牠是不是能夠感知痛苦,這是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定義。能否感知痛苦這點就把植物排除掉了。我們不要辯論說植物也會感知痛苦,以現在的知識,植物沒辦法感知痛苦,植物會對各種外界刺激有反應,但那不叫痛苦。

梁文道:在印度文化中幾乎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受到重視。自佛陀以來,很多宗教流派都有Ahimsa的概念:無傷、不殺生、無害,耆那教更是把Ahimsa的觀念發揮到極致。他們認為植物的生命也應該被尊重,所以他們只吃死掉的植物。水果還在樹上的時候是不能摘的,要等它掉下來了才能吃。

我們人類社會有各種各樣的「道德可考量性」(moral considerability)的標準,但是我想指出的是,我們不要輕易地把問題轉移到生命層級的問題,不要把牠變成狗是不是比阿米巴蟲重要,動物是不是比植物重要這樣的問題,我們不要去比較這個,我們關注的就只有一點──痛苦。我剛才一直在講列維納斯,他就認為在這種情形下我們關注的應該是那個對象會不會被傷害,牠會不會表達出痛苦。僅此而已。

養貓養狗道德嗎?

觀眾:你們覺得養狗是不是不道德的事?

錢永祥:飼養寵物或者同伴動物,原則上說是把動物放在一個人造的環境裏,逼迫牠們脫離自然環境。在這個意義上,這的確是一件違反動物天性的事。可是有些動物的情况不一樣,比如貓和狗進入人類的生活至少已有六千餘年以上的歷史,基本上貓狗脫離人類已經沒法獨立生活。我們不能把人家弄到我們的生活圈子裏來,然後今天說人類飼養牠們不道德。這是歷史造成的後果,既然已經成為事實,我們就要承擔。

梁文道:我建議我們把對某些物種的關係,比如說狗和貓,不要把牠講成是我們飼養牠們,我們是主人牠們是寵物那麼簡單。這是一種共生的關係。現在有愈來愈多的學者指出狗這個物種根本就是人養出來的,這等於說,本來這個世界上沒有一種獨立於人類之外的、叫做狗的動物。不僅這樣,人類養狗之後,還促成了人類的演化。有一些生物學家認為人類之所以能夠說話,之所以有時間坐下來聊天,發展出我們的言語功能,是因為我們安全了。我們為什麼安全?因為人類開始養狗,狗會守護人類。所以人與狗在演化史上,是一種互相促進的共同演化關係。

觀眾:梁先生剛才講和動物對望的時候,就能感知對方的情感。我想問這會不會只是人的情感投射,還是你會知道那個動物在思考?

錢永祥:我家裏原來養三隻貓。1988年「媽媽貓」來了,1989年生下一隻「女兒貓」跟一隻「兒子貓」。「女兒貓」和「兒子貓」是在我的被子裏生的,留下一灘血。2010年12月28日,最後那隻兒子貓去世了。「媽媽貓」來的時候還沒有斷奶,「女兒貓」和「兒子貓」從來沒有在外面跟別的貓接觸過。這三隻貓有兩隻是在我的牀上出生的,有兩隻是在我的懷裏去世的。這二十多年裏我跟我太太從來沒有一起出過國,因為家裏一定要至少留一個人照顧貓,我們跟這些貓有非常多的互動。相處的二十多年,我非常了解這三隻貓的個性。牠們在跟人的互動中發展出非常不一樣的反應方式和性格。你現在要跟我說:「你怎麼知道這個貓預知你回來在歡迎你?」我當然知道啊,這誰能跟我辯論呢?和這幾隻貓互動的經驗讓我知道牠們的個性,也知道牠們的感情,知道牠們在乎的、恐懼的是什麼。

人拿動物做實驗的結果

梁文道:去年有一個很有趣的國際會議,參加會議的人都是常拿動物做實驗的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員。會議其實是談大家的心理問題的,有很多心理學家和諮詢顧問參加。他們要解決的問題是我們常常忽視的,就是在用動物做實驗的實驗室裏受苦的不僅是動物,還有人。其中有一個實驗室的助理,他在會上一邊說話一邊哭,他說很對不起Dora。Dora是一隻實驗兔子,這個研究助理有一年多的時間每天照顧牠,而Dora每次看到他進來也會在籠子裏面跳,表現出很高興的樣子,然後他會餵牠,撫摸牠柔軟的毛和長長的耳朵,他們的關係很好。但這個實驗助理其實每天餵Dora吃的食物中都有一種慢性毒藥,這個實驗就是測試這種毒藥的,那後來Dora當然死了。這個助理也因此病了。

我想說的是,假設眼前有這樣一隻兔子,我們撫摸牠,我一進門牠就會跳過來,那如果現在說其實牠不是歡迎我,這只是我的想像,是我用人的角度投射在兔子身上。當我們這麼想的時候,我們就先將人和動物區分開了,然後猜想動物有沒有情感,人和動物的互動模式是怎樣的。這種思路是我們關於動物的討論中常見的思路,我並不贊同。列維納斯本來看到Bobby(一隻徘徊在戰俘營外的流浪狗,詳見本版8月27日文章〈畢竟牠是豬〉)跟他搖尾巴的時候,他感受到了友善,這是很簡單的一個處境。但是他後來偏偏又想到Bobby沒有把行為上升到道德命令層次的能力。於是向他搖尾巴,跟他表示友善的Bobby忽然之間就不再是一個會對他構成道德要求的「他者」了。我不贊同這樣的想法。我們不要先在腦子裏去想牠是一隻兔子,兔子怎麼可能會像人一樣歡迎我們呢?這麼想其實也就是在用人的自我中心的態度來思考問題了。

(觀眾答問時間完畢,接下來由講者二人總結)

那隻狗死了

錢永祥:人類在進行道德思考的時候有兩大因素:一個是情景,一個是原則。道德思考其實就是在原則跟情景中間不斷來回思考的過程。在具體情景中,我們盡量讓原則給我們一些啟發;思考原則的時候,我們讓情景幫我們對原則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一再強調不要給動物製造痛苦,你可以提出一千個情景來考驗這個原則,也許有九百個情景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就不需要動物倫理學了。動物倫理學跟所有的倫理思考一樣,是沒有終極結論的。

最後,我講一個小故事,是我自己的經歷。那是1990年代,當時我們中研院經常來一些流浪狗,然後中研院會不定期地請台北市的捕狗大隊把牠們抓走。在這些流浪狗裏有一隻特別活潑可愛,跟人特別親近,是一隻大黃狗,我很喜歡牠,就想不要讓捕狗大隊把牠帶走,想幫牠安排一個去處。我認識一間動物醫院的醫生,我就問那個醫生能不能幫忙安排,他說可以,可以送到一間他朋友的類似於動物養老院之類的地方。我回到院裏跟那個狗說:我幫你安排了一個去處,我把車門打開,牠就坐在車門口看着我。我說你進去吧,我幫你找了一個地方你可以安度晚年了,牠自己就跳到車裏去了。然後我就開車把牠帶到那間動物醫院,那個醫生說先放在這裏,第二天就送牠過去,然後就先把牠關到一個籠子裏。

第二天我去看,牠還關在那個非常小的籠子裏,牠畏縮在那裏看着我,眼睛掛着很多眼屎。我就問那個醫生是怎麼回事,他說今天忙明天就送過去。那我第三天再去,狗去籠空,醫生說那隻狗死了。我問怎麼死的,醫生說牠得了一種急性腸炎,他講了一堆名詞,我就完全呆在那裏,我不知道該怎麼反應。從動物醫院出來,我開車回家,開到一半的時候我在車裏嚎啕大哭,我覺得我這輩子沒有犯過這麼大的罪。

我們今天講了很多原則性、概念性的東西。說到最後,也只有很簡單的一句話:我們把自己的生命稍微打開一點,就會發現很多動物會進來。草履蟲大概不會進來,毛毛蟲大概不會進來,因為我們也有我們的局限。我們不是聖芳濟(St.Francis),我們沒有他那種和各種動物都能溝通的稟賦。我看到一隻蜘蛛,我分不清楚牠哪邊是頭哪邊是腳,你要我把生命打開跟牠互動,我做不到。但我們可以跟很多動物互動。這不是說要大家一定要養狗養貓,或者一定要參加動物保護運動,一定要素食,不是的,只要我們把動物當回事,對牠們多在乎一點,這就很好了。

小時候的梁文道

梁文道:我小時候很殘忍,常常去抓各種各樣的昆蟲,做標本或者虐待,甚至虐殺牠們。有一次我抓到一隻螳螂,然後又抓到一隻很小的樹蛙,我就把牠們兩個關在一起,看螳螂怎麼對待樹蛙。結果螳螂不管樹蛙,這讓我很憤怒。於是我就把樹蛙抓起來送到螳螂面前,螳螂當然馬上就用一個夾子夾住。那個小小的樹蛙因為身體太柔弱,而皮又很韌,螳螂的刺,刺不進牠的身體,卻把牠的內臟擠壓出來。那一刻我呆住了,然後我覺得很掃興,不好玩,就丟掉了。從上中學開始,這個畫面就不斷在我腦海中出現,有一陣子我幾乎每個月都會想起這個畫面,牠像夢魘一樣困擾着我,我永遠也不能忘記那個小小的樹蛙死前和死後的模樣,以及那個螳螂被我拿來遊戲,讓牠殺害另一個動物的情景。這件事情讓我看到人可以有多殘暴,而這種殘暴有時候就是為了嬉戲。

我後來還幹過很多壞事,但是這卻成為對我特別具有道德意義的一個景象。我今天做時事評論、寫文章,我對暴力、對殘酷特別敏感,我好像能夠感知牠們快要來了。那種敏感就是跟這個景象有關,是這個景象一直在提醒我。如果有人說那個樹蛙只是吐出內臟而已,牠的痛不是對人有意義的痛,這我完全沒辦法接受。那個場面對我的震撼太強烈了,我確切地知道那是痛苦,是傷害,是暴力,是殘酷。

2012年7月12日 星期四

《有米》

作者陳曉蕾的BLOG︰
http://leila1301.mysinablog.com/index.php
作者自己的介紹文︰
http://leila1301.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3571755
More about 有米
「『搵食』不是向人低頭,而是向土地彎腰;『為啖飯』付出的,不盡是妥協,而是有尊嚴地腳踏實地。這幾年到處採訪,深覺香港遠比我們想像的『富裕』。」


這句引旨背後的意境很美。


雖然書裏的內容是不同描寫對象的散文,但都有一個重點,勾勒出土地與人的親密關係,人需要以更多溫柔對待身邊的生態環境。


有幾篇散文談到了氣候問題、屏風樓、開始消失的季節演變(不是突變)、越來越難在本土生存的燕子、式微的農業和本土農作物(元朗絲苗),我們不得不為自己居住的環境的演變著急。
文章中的多位被訪者,有各自不同的理由而決心過上非主流的生活,有些老一輩的純粹只是因為年少時就開始耕作,亦不忍祖業被拋棄,所以即使諸多因素令收入不太穩定,仍然嘗試更好的生存方法,如跟其他農民組成合作社、協會等;也有人本來是專業人士,卻不堪壓力而心臟病發幾乎送命,發現為「搵食」而喪命並不值得,於是回到老家務農,至少工作的節奏和其他一切決定都是自己主導;也有社運青年真的是為了體驗農民生活而學習務農;還有一篇是龐一鳴如何在消費食物和日用品方面的苦心和難處等等。當然,也有些嚴格來說不算農民的,只是週末來務農的上班一族,很少有維持得很久的。有些人算是做得很成功,作物每次都會被搶購一空,但有斷層問題,出名的農場主的後人不想做農業,那些新入行的,除了技術不足、市場matching較難(有時產出過多賣不及,或失收),還有政府某些政策造成障礙,不過那些人(書中的人)也早就不對政府有期望,而在努力進行其他嘗試,如更多交流、開發新產品和物資互助等等。

耕作的技巧跟環境息息相關,收成就是要仰賴如何跟生態環境融入和加以利用,肥料的來源都是來自週圍的環境(蟲子、爛掉的作物),城市人因為跟農業有一層隔膜,較少接觸和學習這種概念,在發展規劃甚至生活上也體現出來,例如諸多會變成廢物的日用品,亦在面對某些問題時顯得笨拙,為了防止禽流感而一律禁止養家禽,卻做成農田的害蟲問題,沒了雞可以吃果蠅和吃雜草,農民便使用多了化學殺蟲劑除草劑,另外我想到的是今年5月曾參加塱原濕地農田的導賞團,那裡受到外來品種「福壽螺」過多的困擾,本來是可以養鴨吃掉牠們順便以糞便施肥,但這也是禁止的。

書中也有好些篇幅提及台灣的農業社會,雖然他們的農業組織要比香港更有規劃和已有成熟的市場銷售鏈,但其實也在面對一些在惡化的問題。

如果是動物也不願意住的地方,也難以成為適宜人居的地方,所以為了維護環境,我們要留住一些小動物,為了留住牠們,總要有人願意細心經營土地。

2012年7月10日 星期二

《用消費改變世界》


現今市場經濟模式既然已有一堆會累積起來的結構性問題,民間或政府,若不能動搖現時superstructure的分餅模式繼續讓收入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不再能以過往普通的「刺激消費」這只是拖延卻不能從根本入手改善的方法,那麼要思考的就是書中常提「What is to be done, who will do it, and how」的問題,本書就以公平貿易作為新社會經濟運動其中一種的角度,試著探討前面三個問題在實踐上要思考和注意的事情。
前三分一大約講述了公平貿易的興起和現況,在生產者、中間人和消費者以及這三者的社區裏的意味,然後中間和後面是討論公平貿易這模式當中,是否有些元素會重覆現今主流經濟的一些缺點,如全球化市場的消費者力量過大,就算產品很受歡迎,會不會反過來令生產者過於受消費者的喜好(市場力量)介入他們的生產選擇(e.g.農作物、handicraft的樣式和物料),影響到長遠的本土環境和文化永續政策方向,以及在進行公平貿易這過程,要慎防對各地的社區超出理性、本質化的心態盲目推崇「傳統智慧」、「與外界隔絕的桃花源」、或把對方過度想像成無助的、無自理能力的急需受助者,因為這樣一樣會介入了對方社區自己思考前路的自主性,又可能會令已發展國家的有心人作為外來人,卻不知不覺以管理者的心態開發這個網絡。
中後部亦有以階級角度和世代論的角度,試圖解構現今因為經濟結構問題引發的一些抗爭行為時(南韓農民WTO示威、香港撐菜園村、反高鐵行動),社會各種人為什麼會有不同的態度,但亦需明白各種框架都有其未能解構得到的現象,因為人、社會和運動之間會互相影響,一直改變,不能倚賴單一理論或奢望發明100%準確的永恆定律,所以無論是社運人士或龐大市場裏卑微卻重要的個人,建構自己的看法之餘,仍要持續更新和審視自己的看法。
封面設計和書名予人內容是雜誌式的輕文章的感覺,但內容其實並不輕,一定要在可以集中的地方閱讀,因為在有限字數裏,提及了很多理論和著作和比較,好像很深入,又好像點到即止,畢竟,全書的精神就是不要急於找出黃金結論,而是在重要的十字路口上一邊試新路、一邊raise questions,以免走錯路。當中點出的著作,是個不錯的書單,我也對其中不少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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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好》六月份對鄒崇銘的訪問 
(不知道讀書好是否會永遠存在,還是轉貼下來好了)
一步一步改變世界
鄒崇銘專訪
一般人眼中的公平貿易,大多是去大公司買印有認證的產品,感覺好像較有良心。但公平貿易是否僅此而已呢?鄒崇銘曾於樂施會工作,編寫過一系列有關全球化的書籍,最近跟幾位作者推出新書,分析公平貿易的可能性。消費只是第一步,消費者可以透過公平貿易得知更多全球弱勢社群的資訊,從而多做一點事,慢慢達成社會變革。在鄒崇銘筆下,公平貿易更是香港的世代之爭的一個反映,主類與另類的角力裏,他認為應該站在中間取得平衡,一步一步改變世界。
讀:《讀書好》
鄒: 鄒崇銘
公平貿易作為社會運動
讀:公平貿易是甚麼?
鄒: 有狹義和廣義的定義。狹義來說,是通過售賣一些稱為「公平貿易」的產品,來推動全球性的社會運動。三十多年前,正正是現今全球化大趨勢起飛的階段,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全球化就只有半個地球,1978年後則絕大部分的人口都納入這個體系當中。另外是貿易自由化,戴卓爾夫人和列根推動新自由主義,將歐美國家政府體系私營化,所謂「減低」對市場的干預,也使得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沒有WTO之前,所有的貿易協議如關稅、配額要逐年商討,不是「自由貿易」;九十年代以後,國際貿易的門檻、規定都被WTO主導,但這「自由貿易」其實是不公平的,發達國家佔優得多,低度發展國家只會越來越窮,不能脫貧。
因此,同樣在發達國家,這三十年來出現了一種公民社會,檢視全球化的發展,貧窮的問題。提出的出路不再是以前那種基本的扶貧、社區工作等,而是從世界社會結構來看問題,公平貿易就是其中一種另類的嘗試。六、七十年代時,人們叫這做「另類貿易」,而八十年代後出現了認證方式,就統一成了「公平貿易」,內容開始統一,比如書中提及的十項原則,符合才能叫「公平貿易」。現時主流的消費者也開始接觸和明白這件事,市場佔有率高了,變了大生意,於是也有人質疑是過分主流化了。
讀:這書的框架分三步,是「斷症」、「選擇」、「變革」,公平貿易跟這些社會思想關係是甚麼?是一種社會運動嗎?
鄒: 首先公民社會不一定是搞社會運動的,如宣明會不會搞社會運動,樂施會就會,全球公民社會組織都是分成兩半的。為甚麼公平貿易跟社會運動掛鉤呢?這源於剛才所說,非政府組織(NGO)發覺不能自閉一角搞扶貧,世界是串連在一起的,互動影響的,必須做一些政策層次的行動,那就是社會運動了。這些國際NGO舊時有點像英國的工黨和費邊社(Fabian Society),走溫和的改良主義,但這二十年來世界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尖銳,慢慢走回了傳統社會運動的路線,示威多了不少。
讀:但一般人會理解的公平貿易,跟示威看來關係不大。公平貿易總見於主流市場,人們買公平貿易產品,就像買贖罪卷一樣,為對農民的剝削賠罪。有能力買公平貿易產品的中產做了「良心消費」,但不會期望他們去搞社會運動吧?
鄒: 比如英國樂施會的Cafédirect,是最成功的公平咖啡,英國市場佔有率十多個百分比,連香港的百佳都能買到。不過,他們不會以為這樣就解決了全球貿易制度的問題,尤其是WTO成立後,會做更多倡導和抗爭,1999年有西雅圖反全球化大示威。賣咖啡是小眾的活動,因此要兩者一起做。
讀:香港每年都有社運人士播電影,比如講西班牙的合作社運動,效用都不太強。反之到馬莎百貨買公平貿易產品,一目了然,消費者清楚自己做了好事。社會運動真的有用嗎?
鄒: 我們說「社會經濟」(Social Economy),好像合作社、社會企業、社區支持農業、小販,這些非正規經濟的意義就是探索經濟活動的可能性,理工大學有舉辦專門研究社會經濟的論壇,但確實效用不彰。反而像龐一鳴的「撐小店」這種,有明確的反抗對象,抗衡地產霸權的,才會有聲勢。
讀:所以宣傳策略很重要。以往宣傳公平貿易的方式,是講一些農民悲慘的故事,給Starbucks壓搾,一天賺不足一美金這樣,為甚麼不用這種手法,而是寫那麼多理論解釋世界政經結構的問題?
鄒: 比如一杯三十元的咖啡,咖啡農民可能得不到三毫這樣的故事吧,我不認為這個百分比有任何意義。我們想帶來改變,不在於農民賺到多少的份額,而是農民能否達到可持續的生活,令這些人可以體面地生活,有穩定收入脫貧,子女能讀書。這種故事會令人問:「你的咖啡比雀巢公平多少?真的很公平嗎?」我們應該滿足於農民收入由三毫變成四毫嗎?公平咖啡能賣到多少人手上,才是最重要的。有些農民未能加入公平貿易體系,他們怎麼辦呢?能加入公平貿易的,其實能力也不會太差,因為要有一定的自我管理能力,才能獲得相關認證,而最偏遠最窮的農民是難以加入的。賣咖啡,目的不是純粹的買賣,而是期望消費者能做更多的事情,一步一步走,如一人一信寄給議員,最極端的就是去示威,推翻這個制度。倫敦奧運已經全部用上公平貿易產品,這不是自然發生的,是消費者告訴倫敦政府,才會去做。消費者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消費只是第一步,還有很多步可以走。
讀:可是很多人消費完以後就「自我感覺良好」,其實根本不會想了解,永遠不會親眼看到農民的苦況。
鄒: 現實上不會有理想的答案,那三十元怎樣分給各人,沒有最好方法,只能在現有基礎上試下去。我不認為「公平貿易」是最好的名字,「另類貿易」更好,因為世上沒有一實行就最公平的,而是要逐步去試去改善,把行動升級,讓人接觸更多。
公平貿易在香港
讀:公平貿易在香港進展如何呢?
鄒: 這個很有趣。我去年暑假辦了一系列論壇,我有一種強烈感覺,你怎樣說非洲農民被剝削、生活怎麼悲慘都沒有用,其實連我自己都沒有去過。這些永遠是間接的認知,你如何證明你的咖啡好過別人,不是騙人呢?這二、三年來,我參與的「公平點」,每年增長達三成,其他售賣公平貿易產品的也是,香港社會已經接受了公平貿易。原因並不是非洲的人情況有多壞,糧食怎樣被炒賣,而是香港的貧富差距,消費者可能想到街邊拾荒的、推紙皮的,就明白甚麼是貧窮,從而多思考了市場制度的問題,支持市場的改革,會尋求其他出路。
讀:但主要的增長,不也是來自越來越多的大商家售賣公平貿易產品嗎?消費者怎樣可以從消費中,理解到書中眾多關於世界政經結構的理論?
鄒: 據調查,我相信香港有10%人左右有買過公平貿易產品,聽過的更有50%。假如有三、四十萬人買過吧,大部分人繼續只懂去百佳、馬莎買,但我會期望有幾萬人會多思考一點,有幾千人會參與社會行動,有幾百人會看《用消費改變世界》,他們慢慢就會改變世界。人會比較,看見人家做得少,自己就會想做多點。
讀:舊有的社會運動模式是相當緊密的群體,很有組織地搞活動;最近新世代的,則很多時是鬆散而沒有組織的,在網上互傳訊息,一個個自行出來。公平貿易好像站在中間,售賣者有組織地透過銷售,向消費者傳達訊息,然後消費者自行選擇行動,為甚麼會這樣?
鄒: 香港很少「新社會運動」,婦女運動就像你說的,婦女們不用完全組織在一起,所謂personal is political,各自細微的行動就可以。又如環保運動,都是近年才有自己行動的傾向,鬆鬆散散。但「新社會運動」是否真的有效持續呢?舊的一套很難做,新的一套很難持續,我們要找中間點。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我們總不可能天天說革命,要想其他方法啟動變革。
讀:那處身香港的小市民,可以怎樣想像到整個世界的產業鏈和我們的關係?
鄒: 也不是很難,買咖啡很強調來自甚麼國家。全球化的影響就是原料來自全球各個地方,香港的利豐就最厲害了,一條產業鏈從全球貨品的差價賺錢。這也避免了消費者想像製造產品的人與我們的關係,不像蘋果iPhone那樣一想就知是富士康造的。可是消費者其實有這種需求,期望可以知道產品的來源,或是某某地方的特殊品種。這就有一種角力,國際集團不想你知道,但消費者很想知道,對自己也有益。比如衣服吧,Made in Hong Kong比Made in China好得多吧!蘋果也開始說Made in California的iPhone了,美國消費者有需求。
世代之爭
讀:書中又有一大部分,是嘗試延續數年前開始的世代之爭論述。你和另一作者韓江雪當年就寫過《香港的鬱悶》,反映你那一代對香港不同世代的看法。而按呂大樂《四代香港人》的說法,你是香港的第三代,是最悲慘的一代。第二代嬰兒潮的遊戲規則已不能繼續下去,第四代又剛剛開始走進社會成為話題,夾在中間的第三代好像甚麼都不是。是你們這個世代,才會嘗試走另類的道路嗎?
鄒: 我們搞公平貿易的一群都大約是四十多歲,投資這些社企的大多是這年紀,可能是因為有些人能四十歲賺夠退休吧,享受到最後一段的經濟起飛。有群八十後搞公平貿易,資金缺乏又辦不成,我們這個世代到這個年紀,確有點資源的優勢。新世代可以去搞示威。
讀:如果推廣公平貿易真的跟世代有關的話,那麼有些上一代應會這樣問:「你們爬不上去,才搞這些另類的東西吧!」你怎麼可以說服上一代的人,你們做的事有意義?
鄒: 說服不了,除非明天他們的價值觀完全崩潰。我現在上課時,常談最喜歡的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Bourdieu會說,想法確是很難改變的,甚至有點像出身論,你出生於甚麼家庭就是甚麼人,很悲觀,是宿命論,卻是事實。世代出生定義了我們,所以唯有等下一代,讓有所不同的他們改變社會。這也跟「一步一步」有關,世界不會一步就改變,五年、十年後世代轉變,社會就會轉變。
讀:可是書中批評已經「上位」的第二代,不是純粹為了批評,而是讓他們認識自己一代的不足,接受新的社會轉變吧?如果是宿命論,寫來有甚麼意義呢?
鄒: 我不認為他們會接受。我的編輯說你寫這麼多梁振英,小心清算,這正是那一代的問題,只懂清算,不會去試新事物,要不維持地產霸權,要不打倒樓市,扶植另一班地產霸權,何來出路?
讀:因此公平貿易是對牛彈琴,適用於上一代的只是「道德貿易」或「良心貿易」,買完就算了,不會有更多行動。就像「企業社會責任」一樣,最終變成了掛羊頭賣狗肉吧。
鄒: 沒錯,濫用得太離譜了。
下一代的使命
讀:那談下一代吧,就算他們盡量買公平貿易產品了,然後應該怎樣?
鄒: 公平貿易要普及,不在於機構逐杯逐杯賣。大學校園應該是最先有售的,要跟大學商討怎樣招標、怎樣賣,就要結合社會運動,組織人們去推動政策轉變,正是八十後在做的事。八十後針對空間和土地的霸權,當小店、小販復甦了,本地的生產者就受惠,如我們就有和菜園村合作,重推本土農業。當然我們總不能生產所有商品,那人們就會轉去嘗試其他公平貿易產品,慢慢持續下去。單純賣咖啡不會有這樣的效果,必須有整體政策上的意識,然後自然會運作。我相信領匯若是民主參與、植根社區的,一定會賣公平咖啡的。
讀:現在跟領匯推銷不行嗎?
鄒: 不行,跟在百佳賣一樣,控股權不在我們手上,只會走主流化舊路。相對而言,港鐵是比領匯有良心的,因政府是大股東。
讀:即是說搞公平貿易,會慢慢發展至回購公共事業?
鄒: 我就想跟梁振英這樣說。搞地產算了,可否開放點透明點?但即使他接受,也只會變成粉飾太平吧。
讀:你做過主流報章的編輯,其後去了樂施會,現在到大學教書。你們那一代終於從一系列的磨練中成熟了,有更強的分析能力,看穿問題,嘗試改變,但對於社會民情的轉變,有時還不如八十後出來製造嘈音的快。你怎樣看?
鄒: 我有位老同學,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他走上一輩的舊路,就只會繼續跟在後尾。另一例子是藝術家莫昭如,他走另類的道路都有四十年了,從來沒有被主流接受。我這一代人開始被主流接受,做主流中的另類,比不被主流接受的另類總好點吧。
讀:你覺得大眾何時會完全接受你們的另類路線?
鄒: 要看何時有普選。好像參選過區議會的「土地正義聯盟」,他們有能力去組織一個另類的政綱,指引一條可行的出路,只要搶夠票數打入主流,變成政策,就能改變社會。太激進無法執政,總要靠近一點主流。但普選是相當遙遠了,有評論說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可能我們的使命是引起社會的關注,不一定要即時走進建制。
讀:你們這一代很相信一步一步來。
鄒: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以後,所有事都在建制內發生,學生連上街都跟新華社先溝通好,很溫和,當然1989年以後就不同了。激進是否沒有價值呢?不是的,只是社會有分工,有人喜歡激進,有人喜歡一步一步改變世界,不是矛盾的,要取得平衡點。八十後會否變成另一種主流,有待觀察。

2012年7月5日 星期四

國民教育


在政府提出國民教育時,很多人一聽到就反對,憂慮是洗腦,我最初未有定論,因為覺得也許真的有需要培育一些公民身份、公民責任、以較宏觀的角度分析的習慣(即是看見國際新聞不會隨便說跟自己無關)的渠道,而那些應該是歷史科未必做到,因為責任感之類的意識涉及價值觀,所以要考慮的是那內容是真的公民教育,還是會變成以「國」為前提的「國民教育」,有些人擔心政府或制訂方針、教材的人為自動自覺地政治正確。

從最近的觀察,那些擔心題真的是開始實現。就像地產霸權意識/議題浮上枱面之前,香港人是真的以為他們有今天(當天)是因為奉行自由市場經濟加上自己很能幹,所以在經濟學教科書上、主流報紙社評上也體現出那種對經濟想像的偏頗和單調;所以到了今天,因為一些經濟因素(中央政府),加上最近的爭吵,便開始建立起「決策以數字、速度和效益為本」的潛價值觀,而變成變成另類犬儒(由事不關己變成羡慕新加坡式管治卻忽視人家決策機構思考和諮詢過程跟港府的比較,只是以為「民主=亂、強政府=好效果」的平面思維,但卻以為自己是視角廣闊,懂得為大局著想。又有人一邊批評泛民拉布,被傳媒的報導令他們以為泛民在立會從沒議政,只是一年365天都在投反對票,為反對而反對,卻問我立法會選舉我們的第二票是哪裏來、投什麼…那第二票明明就是靠「反對」爭取回來的…我認同有些人是因為亂而「攞彩」,但必須正視整體上的亂是個有前因的現象而不是事件吧,還是那句two wrongs don't make a right。)從媒體甚至跟人討論時察覺人們的轉變,這種政治正確,是真心的。
這是高中中化課程的本質化升級版,由本質化(essentialize)中華文化和本質化西方文化還要你以此假設去作一些以偏概全的文化比較,變成本質化中國的黨政關係和民主在施政上的價值。
話說回來,我並非指外國沒有這些以本質化、以「國」為前提忽略其他因素而建立的民族驕傲的渠道,我個人對這類基於國族的驕傲和自豪感比較感冒。
借用這句George Carlin的話︰
I saw a slogan on a guys car that said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and I thought "What the fuck does that mean?"
I'm fully Irish, and when I was a kid I would go to the St Patrick's Day parade and they sold a button that said "Proud to be Irish", but I knew that on Columbus day they sold the same button only it said "Proud to be Italian", then came Black Pride, and Puerto Rican Pride. And I could never understand national or ethnic pride, because to me Pride should be reserved for something you achieve on your own.
Being Irish isn't a skill, it's a fucking genetic accident.
社群意識和歸屬感應該建基於社會網絡和自己參與維護/建設它(如果真的有)的認知,而不是他人的成就。
值得一讀。

2012年6月2日 星期六

照妖鏡


又來到了這種日子。
已沒有從前那樣容易動氣,因為多了一種「何必呢」的想法,我實在沒有多餘的身心力可以浪費。
從認識的人對六四的看法,發現通常那些看法都是跟他們對其他世界時事的態度和思考深度是一致的。
以下是掘貼舊文。不過,話先說在前頭,相比於下文梁文道於2009年所寫的杯弓蛇影狀況,他近期的一些文章說,發現了六四開始在內地某些地方和領域,已續漸變成一個可以被討論的話題,雖然還不是所有領域,但似乎那些願意記憶的人只要冒擦邊球的風險,就能產生連鎖反應,試探性文章/報導/活動變多,人們越容易理解更多細節,就可以不再那麼煞有介事、政治正確地報導,就更換取了全面討論的空間。
近日有一些傳言說溫總有提過「重新評價天安門事件」,我會想到,那一天若到來,中國人可以踏實地重新滋養建基於社群與文化認同的尊嚴,而非關經濟、軍事和外交影響力,那一天,曾說「事情已過去很久」、「平反就是要國家亂」、或抱持平反就會經濟倒退的邏輯的人,要怎麼看待國家突然舊事重提的做法,也許,他們根本不把自己過去的看法當一回事,所以沒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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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是否想過,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為在你之前,有人抗議過、奮鬥過、爭取過、犧牲過。如果你覺得別人的不幸與你無關,那麼有一天不幸發生在你身上時,也沒有人會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會,是一個人人都願意承擔的社會,否則,我們都會在危險中、恐懼中苟活。對於那些死難的人,我們已經慚愧地苟活;對於那些在各個角落裏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權力粗暴、創造心靈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覺得徹底地謙卑。」--龍應台
誰,不是天安門母親?──獻給丁子霖 (龍應台於六四十五週年所寫)

十五年前,我是一個懷孕的女人,在不可預知的機緣裏,走了三個廣場: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東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莫斯科的紅廣場。那是動盪的一九八九年。

為了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我來到北京。清晨時刻,霧,還鎖著昏昏的建築,覆著疲憊的人群,廣場在朦朧中卻顯得深不可測,像秘密無聲的山谷。

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聲湧動,推著歷史的隆重自轉。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後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戰之後得到呼應;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民主,要科學,要國家富強」,在一九四九年得到莊嚴的呼應:「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對著一九四九年的莊嚴誓詞,一九八九年發出呼喊──

沒有人想到,回應誓詞的是屠殺的槍聲、坦克的震動,和長達十五年的滅音。

可是亞歷山大廣場上人潮洶湧,上百萬的東德人每天上街,高舉著拳頭,要求開放邊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間天安門的槍響傳來,德國人走在街上,臉上有血色的憤怒,但是心裏有白色的恐懼:天安門的屠殺,是否也會在東柏林發生?

我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覺一下鄉村的情緒。中午的太陽辣辣地照著,小村廣場上只有一隻老狗趴著打盹,看起來安詳靜謐。但是在廣場地面上,有人用粉筆畫了什麼,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畫的是一個中槍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開,中間用德文清楚寫著:「天安門,六月四日」。

又過了幾個月,我在莫斯科的街頭。成千上萬的人,孩子騎在父親的肩上,母親推著嬰兒車,白髮蒼蒼的老年人手挽著手,大聲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的布條橫過整條馬路,用各種文字寫著:「我們不要天安門!」每一條橫巷內都藏著軍用卡車,卡車裏塞滿了全副武裝的士兵,緊抱著槍,全神戒備。

我懷孕的那一年,柏林圍牆被人民推倒;蘇聯帝國轟然解體。事後,我們知道,當呼嘯的人民像洪水一樣自街頭流過,這些党的領導人躲在高樓的辦公室裏激烈地辯論是否也採用「天安門模式」來保住政權。但是天安門的屠殺太過殘酷,給世界的震撼太過劇烈,被過於巨大的罪行所震懾,兩個城市的領導人,在最緊迫的時刻,按住了槍口。

柏林圍牆崩潰前夕,東德領導階層亂了手腳,譬如說,對試圖越牆逃跑的人民,是否還是一律「格殺」?一個高階領導後來回憶說,「當時,我就給自己立了一個分清是非的標準:天安門發生屠殺時,你是站在哪一邊?站在人民這一邊的,就是對的。這麼一想,我就知道該怎麼辦了。」

北京的天安門,成為動盪中的東歐用來判別是非的準則、分辨真假的測謊器。

是的,你可以說,中國的血染大地成就了東歐不流血的革命。

2

十五年之後,在香港一個高貴的晚宴上,我遇見了這麼一個姿態優雅的上海女性,從美國留學歸來,在香港公司任經理,用英語說,「六四?不過是中國進步過程裏打了一個飽嗝罷了!」

中國的「進步」,在她身上那麼清楚地呈現:經濟的起飛已經培養出一整代欣然自得於個人成就而對「六四」一無所知的人。或者並非一無所知,但在物質追逐的遊戲中早已接受了一種邏輯,就是說,沒有鎮壓,就沒有今天的進步,鎮壓是進步的必然條件。對更年輕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殺則根本不存在。歷史的殺人滅跡,由國家執行起來特別專業、特別有效。

中國在「進步」,像一個突然醒過來的巨人邁開大步在趕路,地面因他的腳步而震動。民間社會的自主空間逐漸拓寬,民權觀念悄悄萌芽,經濟的發展更是舉世側目。二○○八年的北京奧運、二○一○年的上海世博,還沒有發生,但是僅僅是預期就已經使得許多中國人覺得光彩萬分,心中滿溢著強國盛世即將來臨的自豪感。

然而有多少人看見,巨人是帶著一個極深的傷口在趕路的?

「六四」的鎮壓,使得無數的中國精英流亡海外。詩人、作家、思想家、科學家、經濟學者、未來的政治領袖人才……,這些中國最優秀的頭腦、最細緻的心靈,被迫留在異鄉的土地上,幸運者成為別國的文化養分,不幸者提早凋零殞滅。

沒有一個真正富強的國家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或者應該倒過來說,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國家,不可能真正富強。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斷;「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產黨的歷史簡直就像一隻巨大的篩子,一次一次把國家最珍貴的寶藏篩掉。一路拋棄寶藏,巨人你奔往哪里?

或者說,「六四」被放逐的是少數,而且中國大,人才無數,反正篩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

再多的麥子若是掉在石礫裏,也是要乾枯的,所以麥子多寡不是問題,土地的豐潤與否才是。只有當國家以制度來保護「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時,人才才可能像麥子落土悠然茁長,然而只要鎮壓「六四」的道德邏輯還在──這個邏輯將對於党的忠誠淩駕一切,將粗暴的權力視為當然──那個制度就不存在,人才也無從煥發;集權的邏輯是一把鎖,鎖住整個社會結構,讓自由的心靈、爆發的創造力、無邊的想像力處於不能動彈的地位。

高樓越來越多,道路塞滿了汽車,商場人頭鑽動,飛彈戰機精良耀眼,奧運世博國威赫赫,這些或許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兩個問題不能回避:第一、它是以什麼代價換來的?那個代價可以不償還嗎?第二、它是可長可久的嗎?沒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會有真正對弱勢的照顧、對異議的容忍、對強權的反省、對法治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對正義的當仁不讓,也不可能在文化藝術的創作上登峰造極……,缺少公平正義、缺少溫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國威赫赫,難道是中國人真正的追求嗎?

「六四」屠殺,不是中國這個巨人打了一個飽嗝,而是巨人身上一個敞開潰爛的傷口。傷口一天不痊癒,巨人的健康就是虛假的,他所趕往的遠大前程,不會真的遠大。

3

十五年過去了,誰看得見這個傷口?

國際看得見。

一九九四年,我還在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任教。突然發現那一年的研究生數目驟減,幾乎開不成課。我們很納悶,幾經推敲,找出了原因:九四年進研究所的,大致是一九八九、九○年間進大學的人。天安門發生屠殺後,那一年漢學系幾乎收不到學生。對中國的失望和厭棄,使得歐洲學生拒絕漢學。

十五年來,歐洲人忘了「六四」嗎?中國的市場,以及藉由市場所展現的國力「崛起」,贏得了國際的尊敬嗎?中國的電視鏡頭跟著領導人出訪,讓人民看見,譬如說,法國總統鋪排的紅地毯禮遇,但是鏡頭刪掉的,是法國文化界、知識界、民間團體對中國人權的抨擊。各國政府紛紛來到中國競爭市場,但是尊敬?對不起,沒有人會尊敬市場的;這個世界再怎麼現實再怎麼野蠻,最終贏得國際尊敬的,不是市場或武力,而仍是一個國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國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不是由於它的國力減弱,而是由於虐囚事件暴露之後它所喪失的道德立場。中國要得到泱泱大國應得的尊敬,不在於市場之大,國土之廣,人口之多,而在於它道德擔當的有無。

「六四」使中國的道德破產。

沒有忘記這個傷口的,還有臺灣人,還有香港人。

中共的領導人一定問過自己:為什麼用「血濃於水」的「民族大義」跟臺灣人講不通?為什麼對香港釋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仍舊若即若離?領導人願不願意面對這樣的答案:臺灣人抗拒,香港人掙扎,和「六四」的道德破產是緊密相關的。

對於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釋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脅。二十三條帶來恐慌,難道和「六四」的血腥記憶無關?對於臺灣人而言,聽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大談「民族大義」、「血濃於水」,除了恐懼和不信任之外,還可能有其他的感覺嗎?

「六四」屠殺代表權力的野蠻,理性的喪失,人性的沉淪,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額頭上。帶著這樣的「黥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態去和臺灣人或香港人談「統一」、談「愛國」?簡單地說,你,如何讓人相信?這個沉重包袱,對於力求改革的新領導人或許不公平,但是政治責任本來就是「概括承受」的,不是嗎?

如果有人以為「六四」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不成氣候」的民運分子的事,關係不大,那就真看錯了。「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個良心的測謊器、道德的試金石,更是兩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塊怵目的絆腳石。北京政府如何對待「六四」,意味著它是走向民主自由還是繼續極權統治,也關鍵地影響臺灣人對中國的態度。馬英九在兩年前紀念「六四」的文章中有一句話:「『六四事件』必須平反,這必將是大陸民主化與兩岸政治統合成敗的重要指標。」對於許多臺灣人來說,兩岸的對峙,民進黨不是問題所在,台獨不是問題所在,真正核心的癥結──北京領導人不可能不清楚──是中國本身的民主化進程,而「六四」,是一個人們每天看著、無時暫忘的指標啊。

遮掩傷口所引起的最後的全身敗壞,我們是目睹過的。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國民黨遮蓋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無處申訴,流亡海外的委屈無法紓解,仇恨因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後,國民黨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權,人民也被一種積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開的傷口已經被掩蓋了十五年;是搶時間儘快把蓋子打開,讓它在溫柔中癒合?還是繼續掩蓋,讓它在緘默中潰爛?

4

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點,我會去維多利亞花園點亮一盞蠟燭,追思「六四」的亡魂,帶著我十五歲的孩子。在我胎中時,他曾經陪我走過三個廣場,看人們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語言──德語、俄語、漢語,卻發出一樣的聲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說,「母親,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沒什麼關係」,我想我會這樣告訴他:

孩子,你是否想過,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為在你之前,有人抗議過、奮鬥過、爭取過、犧牲過。如果你覺得別人的不幸與你無關,那麼有一天不幸發生在你身上時,也沒有人會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會,是一個人人都願意承擔的社會,否則,我們都會在危險中、恐懼中苟活。

對於那些死難的人,我們已經慚愧地苟活;對於那些在各個角落裏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權力粗暴、創造心靈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覺得徹底地謙卑。

為了你,孩子,不會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蹤,我不得不盡一切的努力,防止國家變成殺人機器,不管我們在哪一個國家。

在這個意義上,告訴我,誰,不是「天安門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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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難者才有遺忘的權利
旅美學者徐賁在他的文章《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中引述倫理學家耳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的理論,把記憶和「關愛」( caring)連起來談﹕「因為關愛是通過記憶來起作用的。相互關愛是因為在過去有長久的聯繫。我們關愛誰和記得誰是同時發生的。我們不能說,我關愛一個人,但卻不記得或記不起那個人了」。由於我們關愛那年在北京受難的人,所以我們記憶他們,並且見證他們經歷的苦難與毀滅,不容他們活得沉默死得屈辱。我們的關係就是愛。出於愛,我們見證六四,正如所餘不多的長者見證抗戰。沒錯,我們不一定全部去過現場,更不可能都是受難者,絕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透過媒體旁觀。可是,記憶的責任恰巧就是落在旁觀者的身上。因為只有受難者和遺屬才有遺忘的權利;為了不帶苦痛地活下去,他們可以選擇遺忘。但旁觀者不行,一旦「見證」(Witness),便得永遠記住。」--梁文道』
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 (2009)
我寫六四,而且重複地寫,再也沒有什麼新鮮的角度,也不會有出人意表的觀點。這也許顯得有些無趣,就像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幾乎一模一樣的程式、口號與歌曲,年年重演。它使得我們就像患上了偏執狂的精神病人,惹人煩厭;他們不只討厭我們所說的內容,也討厭我們說話的方式與態度。他們批評我們不懂得向前看,老是困在一場歷史的謎團裏頭;而那個謎團實在有太多的解讀可能,我們怎能自以為是,以為自己一定是對的?難道我們毫不自覺,這種義正詞嚴的腔調很讓人厭惡嗎?
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
《聖經》裏的先知其實不該被譯成先知,因為先知預言未來的時候少,談起過去的時候多,與其說是先知,倒不如說他們是守護記憶的人。總是在以色列人樂不思蜀忘乎所以的時候提醒他們﹕你們已經忘記了自己是怎麼離開埃及的,你們也忘了上主當初和我們訂下的契約。這些話老是來得不合時宜,乃至於很多人覺得先知其實是種瘋子,最好把他們放逐出去,不要再讓他們擾亂自己的尋常日子。更何況他們憑什麼教訓人?他們以為自己是誰!他們是誰?他們是上主的「代言人」(navi),神的喉舌,正如神說過的﹕「我把我的話放進他的口中,他要向他們宣講我的訓令」。
我們當然不是先知。在這個時代裏頭有誰會想當先知呢?任何自以為是真理化身的精英都是可恥可笑的自大狂。我們不想做先知,我們這群香港人只是被迫扮演傳說中的先知形象,因為我們的確相信一個簡單的道理﹕政府不應該用真槍實彈鎮壓和平示威的群眾。有人(而且人數越來越多)卻認為這個道理並非自明,甚至可能是錯的。既然如此,你們就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吧。
誰掌握話語權誰擁有真相?
2009年5月28日的《信報》訪問了一位正在香港中文大學念歷史的「內地尖子」,他說﹕「以個人角度看,它(六四)跟我生活沒有什麼關係了……在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上無足輕重,歷史上太多類似事情。天天拿來說,只是發生時間比較靠近我們而已」。記者再問他六四到底是場屠殺,還是為了維護國家穩定的正確行動。他的答案竟是兩者皆對,他認為雙方都同樣有理同樣正確,因為大家都只不過是從自己的利益角度出發罷了。「大家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下之分,應防止道德綁架……老一輩或經歷過事件的人或許強烈希望我們瞭解事件真相,但並不代表我就要作出一樣的評價。年輕一輩只是作為歷史的旁觀者,不能強迫我要跟你有相同的反應」。
這是近年愈來愈流行的一種論調,它不否定我們相信的那條簡單道理,它只是不認為那是唯一正確的道理,它認為任何立場都是可取的,它把一切立場相對化。我們香港人對這種說理方法絕不陌生,因為它就是許多人口中的「理性」和「客觀」。對於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與角度」,所以用不著取捨判斷,反正那都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這種港式的犬儒主義與內地流行的「唯策略論」不盡相同,但又很有親和關係。所謂「唯策略論」,其表表者可見於毛澤東那些影響深遠的文稿。我當年讀「毛選」,最感困惑的地方是他總在談敵我鬥爭的策略,卻永遠說不清敵人到底是誰。「敵人」的定義不斷浮動遊移,因時地而變;今天是敵,明天可以是友;今天是朋友,明天忽然又成了敵人。臺灣評論家楊照在台版《毛澤東語錄》的導讀裏說得好,毛思想的精要就在於不談對錯只論勝敗;勝者自然是對的,失敗者則必然是錯的。所以一個人千萬不能輸,因為輸了鬥爭也就得輸掉是非了。
這就是「話語權」這種很西化很後現代的概念在大陸普及得異常迅速的原因之一了。如果你從小相信科學史就是科學不斷進步真理不停揭示的歷史,你或許不容易接受當今「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所說的那些學者競爭的殘酷故事,把一切都看成門爭的結果;但你要是自幼就生長在一個「唯策略論」主導的環境之下,你會發現那些勾心鬥角謀取勝利的「真相」完全不難理解。因為任何學術研究任何理性討論說到底都只不過是在爭奪「話語權」;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有道理。
故此,我們大可不必認真細究六四究竟是不是屠殺,因爭論雙方都只是在搶奪「話語權」,雙方都是「平等」的,都想把自己的利益強加在我們頭上。事實的調查與論證的邏輯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你背後的利益和動機。哪怕你再有道理,使我無可反駁;我也只要指出你掌握「話語權」就夠了。
假如一個人信守這思維方式,他應該同時相信日軍「進出中國」與「入侵中國」都是說得通的,因為它們出自兩種不同的角度。所謂「達賴集團」的藏獨主張也用不著緊張反對,因為他們有他們的利益考慮,中國政府也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罷了。假如一個人能夠前後一貫地堅持這種想法,既不為六四而動情,也不為日本部份學者否認南京大屠殺或低估死亡人數而憤怒,覺得這兩件事都還需要更客觀更理性地對待(這是不是港大同學陳一諤的立場?),或者覺得它們都只是觀點的歧異利益的衝突,難言對錯(這是那位在中大讀歷史的尖子的立場嗎?),那麼我勉強還能說這是一個在哲學上有趣而且值得反駁的立場。可是你卻說「它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受難者才有遺忘的權利
旅美學者徐賁在他的文章《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中引述倫理學家耳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的理論,把記憶和「關愛」( caring)連起來談﹕「因為關愛是通過記憶來起作用的。相互關愛是因為在過去有長久的聯繫。我們關愛誰和記得誰是同時發生的。我們不能說,我關愛一個人,但卻不記得或記不起那個人了」。由於我們關愛那年在北京受難的人,所以我們記憶他們,並且見證他們經歷的苦難與毀滅,不容他們活得沉默死得屈辱。我們的關係就是愛。出於愛,我們見證六四,正如所餘不多的長者見證抗戰。沒錯,我們不一定全部去過現場,更不可能都是受難者,絕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透過媒體旁觀。可是,記憶的責任恰巧就是落在旁觀者的身上。因為只有受難者和遺屬才有遺忘的權利;為了不帶苦痛地活下去,他們可以選擇遺忘。但旁觀者不行,一旦「見證」(Witness),便得永遠記住。
假如你正確,你怕什麼?
很多內地的朋友驚歎于我們香港人矢志不渝地紀念六四。誠然,我們盡到了見證者的責任,以記憶持久不懈地關愛著我們的同胞。但不用諱言,這只是因為我們享有中國境內獨一無二的自由空氣。相比之下,內地近月的緊張氣氛已經到達風聲鶴唳杯弓蛇影的地步了。媒體不能再談五四運動,因為它會讓人想起學運。一家商業機構藉著汶川震災一周年所做的形象廣告被人認為是「別有用心」,因為上頭有十張人像照片分置兩側,六張在左邊,四張在右邊。假如你真是對的,又何必忌諱?何必緊張?為什麼不把當年「平暴」之後發放的宣傳品再發一次?為什麼不大張旗鼓地慶祝「平暴」二十周年,告訴我們那「一小撮動亂分子」的真相?現在你卻恨不得月曆上根本沒有六月四日這一天?乘數表上沒有6x4這一欄。所以,我很想勸勸那些總是把「客觀調查」和「發掘真相」掛在嘴上當托詞的人﹕你們說得都很對,六四的確需要「客觀調查」,但你們實在用不著跟我們說這番話,因為我們絕對歡迎更多的事實更客觀的真相。你們應該去找當權者和他們的盟友,叫他們不要再沉默遮掩,一起出來「大家好好研究嚇,各自表達不同的觀點」。
除了六四,中國還有太多的禁忌。除了「天安門母親」,還有四川震災受難學童的母親,「毒奶粉」案的母親,甚至鄧玉嬌的母親;她們的聲音只能在香港公開而不受阻礙無有顧忌。莫非香港已經成了中國母親的抉擇?大家是否清楚我們香港人在當代中國史上的責任呢?當其他人被迫住口,甚至主動忘卻,我們無可奈何但又勢所必至地承擔起了記憶守護者的角色。因為我們有相對優裕的空間,而且我們關愛。
我這一代三、四十歲的中年人生在香港長在香港,經歷過香港所謂的「黃金時代」,看過「阿燦」和「表姐」的可笑形象,曾經自豪於港人身分的不同,歧視內地的落後貧窮。我們雖然也學中文和中國歷史;但和其他國家把國文國史當成國民教育核心的教學法不同,殖民地式的文史教育是一套非國族化的技術教育,不鼓勵我們在國家文學和歷史裏面獲取深厚的國民認同,只把它們當成純粹的資訊與知識。我在兩蔣治下的臺灣度過童年,對中國懷有熱情也許還不奇怪;但我那些同學,我的同代人,他們與香港意識一起茁壯,受的是非國族化的基礎教育,他們怎麼會愛國呢?他們的中國情懷是怎麼來的呢?
也許六四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了。
六四是香港人的國族啟蒙
雖然我之前一直強調香港人那見證者的身分,但可千萬別以為我們只是事件的旁觀者。雖然我們總把天安門看成是六四運動的核心地點;但是六四的實際運動範圍遠遠不僅限於北京,相反地,它遍及全國,從天津、上海、武漢、福州、廣州,一直到香港,全都是當年那場浩大運動的舞臺。尤其香港,不僅有過一次一百五十萬人的遊行,一次一百萬人的遊行,而且幾乎是從一開始就全情投入地回應了北京方面的一舉一動。所以,如果把香港列為六四運動中僅次於北京的主要空間,是毫不過分的一件事。因此,香港人絕不只是這次運動的旁觀者,我們還是它的參與者。
想當年,我們為了身在北京的同學和市民踴躍捐輸,在各種媒體上面奔相走告大聲疾呼。不管你原來站在什麼立場,屬於哪個機構;也不管你來自哪一個階層,幹什麼行業,大家都有志一同,空前團結。愈到後來,情緒就愈高漲,學校處於半停課狀態,許多機構從上至下無心工作,所有人都只念著天安門。我還記得有不少人認為只要經此一役,使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國家,大家就用不著移民了。於是香港人的前途信心問題就和中國的民主進程聯繫起來了,後者的曙光是前者的答案。這種話聽起來好像有點自利。
然而,在這個過程裏面,我這一代人漸漸被每天源源不絕的新聞喚醒了某種從不自覺,卻又隱約存在的國族意識,所以如饑似渴地捧讀《文革十年史》和各種介紹國情國史的讀物,集體學習近代中國走過的道路。以往在殖民地教育裏面學到的冰冷知識一一回溫,課本上五四學生聚會的照片忽然發出了聲音,甚至連《出師表》的文字也忽然滲出了淚痕。然後我們沖上街頭,用《我是中國人》和《龍的傳人》去唱出我們的新發現,用「血濃於水」的口號去證明自己剛剛憑著自力獲取的「新」身分。北京的學生用不著唱《我是中國人》,對於這點,他們從不懷疑。北京的示威人群更不用舉起寫著「血濃於水」的標語,他們根本不會理解這種標語是用來幹什麼的。沒錯,六四在香港不只是一次「支持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它還是香港人自己登臺當主角的民族主義運動;六四是我這一代香港人最重要最徹底的民主教育與愛國教育。六四不只是省港大罷工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它也是省港大罷工以來第一個把殖民地香港和中國大陸緊緊鎖在一起的串連行動。六四是北京一路燃燒到香港的烈潮,儘管我們綻放的方式和姿態自有微妙的差異。
香港人不是六四的旁觀者,而是參與者
六四也是香港的六四,但我們對於這一點的認識還不足夠。我們知道「8964」是很多人的電話號碼的一部分,它成了香港好竺人彼此之間的密碼;我們知道當年的集會遊行界定了二十年來一切街頭行動的模式,成了香港社會運動的文法;我們知道二十年前誕生的支聯會是今日香港所有民主派的搖籃,對六四的共識是鑒別一個民主派成員的最最底線。我甚至知道有人在那段時間相戀結婚,有人在那段時間出生,使得六四成為他們個人生命史中的里程碑。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過這種研究,但是我們都曉得六四銘刻在香社會上的痕跡何其深遠。最重要的,是我們由此習得關愛「同胞」(第一次,它不是抽象的文字)。如果有人像曾蔭權一樣,叫我們放下那段經歷,全神注意今日中國的富庶;那麼他一定不知道什麼叫做愛,因為他不愛活人(和那些活過的人),他愛的只是「國家的發展」。假如這種人和曾蔭權都真心相信這種說法,那就表示他們並不以為政府需要道德上的合法性:誰給我錢誰就是老闆,我就好好聽話好好打工。
自此之後,二十年前「發生在北京的那一場風波」,就內化在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和社會肌理裏面了,以出乎當權者意料的方式,把北京和香港捆綁在港人記憶的深處。由於我們自己就是參與者,因此「香港青年發展網路」召集人呂智偉那套「外力(港人)介入使北京學運變質」的講法份外可笑,難道他不曉得我們根本不是什麼「外力」,香港由始至終就和北京站在一起嗎?如果他真把香港人當做「外力」,那他豈不是把我們當成外國人?又由於我們自己就是行動的主體,因此試圖以揭露民運領袖「醜惡真面目」的手段來說服我們「應該醒一醒」的嘗試也是徒然的,難道他們不瞭解我們從來就不曾被「領導」過嗎?當年我們就是自己的領袖。
就算平反無望,我們仍然記住
有關六四的記憶不只是幾代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它還是種需要被分享的記憶。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經歷了這件事,更因為還有許多人沒有這個經歷。正如馬各利特所說的﹕「作為記憶群體的一員,我與前一代人有記憶的聯繫,他們又和更前一代人的記憶相聯,如此類推,直到直接見證事件的那一代」。當一個歷史的所有見證人都死去後,「分享的記憶也就成了記憶的記憶」了。記憶之分享必以自由而公開的交流為前提。如果沒有充分的資訊及言論自由,沒有不受障蔽扭曲的理性溝通,分享記憶是不可能的存在的。
可如今我們卻要面對這麼多的阻難﹕明明中國政府覺得自己當年幹得好,但它現在卻連一個數字都不敢提;明明香港是個自由港,但它卻以說不出口的理由拒絕別人入境;明明香港的傳媒不受政治管控,但卻有雜誌如《君子》這樣臨時抽稿,把「不敢忘記六四」的封面專題硬生生變成可悲複可笑的「不敢忘記郭富城」;明明有那麼多人曾經熱血沸騰涕淚縱橫,今天他們卻有口難言,甚至主動修改自己的記憶。看,為了銷毀和掩理六四的記憶,他們要費多大的勁。為了這個記憶;港式的犬儒主義被調動了,「唯策略論」主導的歷史虛無主義也出場了;他們甚至不惜自毀長城,要我們否定自己當年至為單純的愛國赤誠,換上以曾蔭權為代表的那種金錢愛國論(它的邏輯是誰讓我發財我就愛誰)。所以記憶六四已經不再只是記憶的事了,它還是一連串的抗爭與對決。它對抗言論空間的縮窄,與出入境的管制,它還要對抗一連串違背理性的思考方式與一系列否定道德共識的價值主張。在這個意義上,記住或者遺忘六四,還真成了一個大是大非的抉擇。
我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因為《國殤之柱》的創作者高志活第一次被拒入境是條新聞,現在我們卻開始習慣成自然;以前有人叫我們「放下歷史包袱向前看」會使我們憤怒莫名,現在這種論調卻早已見怪不怪。也許有一天,還會有更多個陳一諤、呂智偉和曾蔭權出來鼓吹那種虛無犬儒的價值觀;也許有一天,六四不只不得「平反」,甚至根本灰飛煙滅于時光的垃圾場中;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變成大多數人眼中的瘋狂先知,並且一個個老去,一個個凋零,所有記得六四的全都整代人整代人地消失。即使到了那一天,再也不是為了起到什麼實際作用,而是單單因為這個記憶本身就是道德的,我們香港人,我們這群記憶的守護者也還將如此記住,直至最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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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26日 星期六

Tunisia

相片︰http://www.flickr.com/photos/10613381@N05/sets/72157629874032822/
因為借來的相機原來有問題(其實上次去印度時已經知道,但基乎忘掉了,而且我仍然是使用auto mode的菜鳥),比一般相機更加容易爆光,以及畫面經常偏黃偏灰,實在過不到自己那關,於是用Photoshop和Photoscape執相。

不過,有些以白屋或沙地為背景的地方,卻是重災區,怎樣也救不回。
此外,兩年前跟團去旅行被團友問「你讀中幾?」到這次被問「你畢左業未?」,算是個小小的進步吧。(茶)
Sidi Bou Said


當地飲料︰薄荷茶。感覺加了很多砂糖,不過喝的時候有些松子可以嚼,還不錯。

Bardo Museum︰藏有大量馬賽克畫。不過,我在到達前在流鼻血(飛了十幾個小時、沒睡覺、食物和乾燥以及本來就有的鼻敏感…),大隊進去後半小時,才自己溜進去,所以參觀時間很少…

舊城區的市集。買了一些東西(有講價但不是很凶),後來才發現比其他地方貴了一倍…

鹽湖。

當地建築物的牆上有不少漂亮的雕花,及使用有彩花的磚。

沙漠玫瑰石,很多地方都有賣,而且作為紀念品來作說真是划算。只可惜因為是石頭,其重量令我不能買更多。

在各個景點經常有付錢給動物拍照或跟動物合照的生意。大約1Dn(約HK$5.2左右)一個人或一部機。由於我對動物的抵抗力較低,幾乎每次都光顧了,這次旅程就付錢拍了這蜥蝪、鷹、鸚鵡、駱駝。

話說…檔口常掛著的衣服,令我想到或許娜娜是突尼斯人(之前我一直認定是印度人)。

回家後故意重看Star Wars IV。這是Luke Skywalker的家的外觀取景地。現在每見到這個就在心裏響起SW的主題曲了…

太陽很猛,但不會辛苦,反而很舒服。

騎駱駝時,後悔把頭巾摘了下來,口耳鼻都入沙,體驗到了「食沙」。

駱駝是另類可愛的動物,反應遲緩,有時摸牠,回望過來的樣子有點笨。帶駱駝的人每次要駱駝前進時,會發出「chi chi chi chi chi」的聲音。

Matmata︰也是古人遺址,但被當作SW取景地。Luke Skywalker叔父家的外觀。

El Jem︰羅馬統治時蓋的鬥技場,但這個是跟古代Theatre連在一起的。

為突尼斯爭取獨立的國父Habib Bourguiba的靈墓。

一些景點常有的賣乾果、果仁的小販。




在車內拍的…(左邊是意外)
後記︰
這次是跟二、三姊、老媽和她兩個朋友夫婦一起,所以比起上次跟老媽去印度,少了老媽只顧向前行而不懂細看、支配別人買什麼不買什麼和對人亂說話的尷尬,比較多人可以hold住她不停前進的衝動,亂說話時也有人幫口…。因此,我也不得不同意某些人說「只跟老媽/父母去旅行不好玩」的說法。這樣的看法可能有點不孝,但回想起來,真的每次跟她去旅行,她都會帶給我很多壓力。
這國家因為未被強國遊客攻陷,遊客仍是以歐洲人為主,所以景點不會很擠,在歐洲已有的「對黃種人的戒心」還未形成,所以現時是一個很值得推薦的地方。
氣候︰早晚有點溫差,但未至於會令我鼻敏感發作。因為乾燥,太陽猛時也不會辛苦。
人情︰不知是人們本來就很熱情還是因為茉莉花革命影響旅遊業的關係,當地人比起傳說的土耳其人更熱情,很多路人見到有遊客經過都會跟你打招呼。不少檔主都喜歡跟我們聊,有些沒做成生意的也會想跟人聊天。不過,有些人會毛手毛腳。另外,似乎跟土耳其一樣,在亞洲人中以日本人訪客最多,人們見到我們時都第一時間以日語打招呼。有次在Hammermet海邊的cafe經過時,一個男侍應跟我們打招呼,我回應了他,然後他跑出來跑我們是不是香港來的,我問他怎麼知道,我們便跟他和隔鄰檔賣電子產品的檔主聊了,原來那侍應曾到香港,又說現在在這旅遊區工作,收入算是不錯,但每日如是,感覺很無聊,所以喜歡找人聊天。他說發現亞洲遊客有個特點,就是快閃拍照,老是拍照後就走,而不太跟人有互動,而中國人就更是不太理會其他人的招呼,使人很有距離感,我姊向他解釋說因為中國人都是比較害羞。
食物︰烤肉類很多都是重香料味,除了咖哩外,我對香料的適應度較低,所以都是以馬鈴薯、蕃茄、雞蛋和雞為主食。每一餐(自助餐)的水果類,必定會有椰棗和橙,乾果類不少,還有又甜又大的草莓。甜食類中,以麵包糕算是較好吃的,其餘都是偏甜,有一道甜點看起來像朱古力Mousse的,都是以杯為單位,甜的程度好像嘉頓忌廉檳裏的朱古力醬。
環境︰公路邊的沙漠有很多垃圾,尤其很多藍色膠袋這類不能分解的物質,雖然不到印度的程度,但也是到了令人擔憂的地步。
店舖︰也許是歐洲人會在當地買A貨,很多店都明目張瞻地陳列出A貨手袋…
購物︰最有象徵性又划算的一定是沙漠玫瑰石,但是除了重量因素,選擇也是難題,又小又較像玫瑰的比較稀有,比較像玫瑰又漂亮,大顆的才較多。另外,椰棗也是不錯的土產,不過拿到香港了,不少人因為外觀而不想吃。陶瓷器物品也不錯,但不易攜帶。當地盛產橄欖、香料和果仁類,所以橄欖油很平宜,香料、護膚品和香油類產品也極划算。
酒店︰有些酒店房間會把廁所和浴室分開兩個房間。浴室沒有通風系統。有些酒店的自來水是鹹的。另外,可能其位置的關係,電視除了本地台外,外國台主要是收到法語、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台,偶然有CCTV。每天早上收拾行李時,都會有一台是播放意大利語配音的叮噹………

2012年4月24日 星期二

關於Singapore vs Hong Kong的迷思

看到了下面這篇文章,又正在讀李光耀的《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龜速閱讀,因為書太厚,又要查字典,難以帶出在搭地鐵時間讀,只能偶然睡前看一章),對此文頗有同感。

主要是想到,最近的確有令人對泛民失去信心及心生煩厭的事情,也覺得立會的議題長期被報紙標題牽著走。多了人重拾了某種基於偏見的新加玻情結,又或者還在唱獅子山下精神,「我們那時也是什麼福利都沒有…自己的事自己負責、綜緩養懶人」e.g.,我不是要否定前輩們辛苦工作建立了今天社會的事實,我總是特別在意,社會境況和個人待遇從來就不能完全割裂來看,前輩今天的待遇並不全只來自他們默默工作(至少,若非中國的刻意支持,香港員工多勤力也不能造就當時轉口港的繁榮),有不少有益於社會穩定的關鍵政府支出,都是因為出了事或社會運動才醞釀出來,並不是默默耕耘就會自動出現。所以,每見到那些住著公屋、由子女供養的人,見到有人在媒體上為高樓價、退休金議題爭吵時,卻去罵別人依賴政府、不為自己負責,都感到有點納悶。所以,每有一些人強調團結,我多疑的神經總會聯想到,團結本身在理想定義是為了大眾利益著想,但在很多社會矛盾出現時,似乎不少人心中團結的定義卻只是「別吵」而已。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中,確是讀到了李光耀自high的成份,又是一個獨裁者所著的書,但越讀,卻只是越加深了對新加玻政府在分析最關鍵社會狀況,主動在某些地方有所作為的印象,多於「因為政府手段硬所以社會便穩定」的偏見性因果關係。

我不是達明一派的粉絲,不過最近他們在搞演唱會,FB難免被洗一洗版,我覺得《十個救火的少年》對現在的某類人情描繪仍然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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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21日

李祖喬、鄺健銘:強勢管治的根源——學習新加坡前必須的地方知識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_1264.html.

【明報專訊】香港近年常說要仿效新加坡,但簡化地認為「新加坡」就是值得模仿的「強勢」及「秩序」、「香港」就是停滯不前的「弱勢」及「混亂」,並不客觀。之所以要了解國情,就是不想片面地妖魔化中國,而是深刻了解中央/地方關係、各派系、不同時期的歷史發展等等因素如何造成今天的中國制度。同理,學習新加坡政策,必須先理解人家的歷史及地方知識,體會新加坡人的處境及需要,才會明白為何當地會衍生出相應的政府及政策方向。這樣才能全面了解有什麼政策真正適合香港,而非東施效顰。

星港兩地的基本差異

星政府能力比特區強,非如香港坊間所想,純粹是李光耀或個別強勢政府的功勞。即使是新加坡本地的學術研究,也不會把其政府的管治成就僅僅歸功於個別領袖或政黨。所有國家及城市的政治及政策發展,都受各自的地理位置與歷史處境所局限。那過去及現在星港面對的形勢有何不同?有兩大不同:

一‧區域政治的不同:保護港vs.自由港

新加坡獨立於60年代、冷戰時的東南亞。由於馬來西亞對華人的不公平政策,以及印尼排華,使新加坡成為區域中唯一的華人保護港(組屋有防空洞,就是怕馬來西亞可能入侵)。「強政府」的形成,很大程度是基於當時不穩定的地緣政治及相應地追求穩定的南洋華人心理;至於為何當地反對力量薄弱,也不是如坊間想像般、簡單地以為是政府強硬地馴服一切。不少研究指,60年代左派勢力錯誤跟隨大陸激進文革路線、主動放棄議會席位走上街頭,盲目以敵我態度批判任何政策而失去民心,也造就後來「強政府」成形。這些是理解新加坡強勢管治時不能忽略的歷史基礎。

冷戰中的香港卻從沒鄰近地區的威脅,反而是各大國(英、美、國共)為各自利益而刻意共同保持穩定的自由港。新加坡政府是為自保而大刀闊斧,港英政府則恰恰是盡量事事不上身,以平衡及調節各方利益為大目標。要在殖民政府下爭取權益,本地華人只能自己發聲,形成兩岸專制下均沒有的民間社運傳統。例如老左派在1967年暴動,雖然亂放菠蘿,但其不可否定的功勞,是同時使港英意識到社會已不滿至臨界點,隨後推動改革(見當時港英防衛司姬達於張家偉《六七暴動內情》中的訪問)。70年代廉署成立、實施工人有薪及產子假期、以中文為法定語言,也不是港英皇恩浩蕩,而是本土華人的社會運動爭取所得。此上街文化傳統,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準則而言十分溫和,也有貢獻。沒有天星皇后,哪有發展局?

所以,不能抽空比較兩地政府的強弱。兩地本質上處於不同地理位置,面對不同歷史處境,成就相應的政府及民間社會。筆者認識的不少新加坡年輕學者,均認同香港是民間強、政府弱,新加坡是相反。但這絕不代表一方是「失序」、一方是「專制」,更不代表哪個社會較好,也不代表以保護港為基礎的星洲模式放諸自由港是可行的。

二‧政體性質的不同:主權國 vs. 中國特區

作為主權國家的星政府比特區「強」,似乎理所當然。

新加坡本質上是獨立國家,需要廣泛及全面地思考自身的定位及未來,亦有較大自主度實現願景。例如它對本土未來十分重視。不少男性高官是在年輕軍訓時特地選拔的本土精英、以獎學金保送到劍橋哈佛念學士碩士、回星後任職外交及不同部門而訓練出來。新加坡想發展動畫業,以優惠政策擊敗地價過高的香港而邀得《星球大戰》的龍頭公司Lucasfilm進駐,卻要求必須聘請一定數量的本土青年人才。所謂「強政府」,不如說是完全獨立、需要對本土社會思考更全面及長遠的主權政府。

香港不是有自主性的主權國,是繼承港英政治體制的中國特區。特區施政,雖比大陸其他地區而言有一定獨立性,卻從不可能脫離國家影響,必然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受大陸衝擊。而為求穩定,特區作為「經濟城市」,繼承的也是重商主義及以平衡利益為主的港式殖民政策。例如特區雖然欠缺政治人才,卻也從不會有以香港為本位的人才培訓機制,而是很港英殖民式地從政府及商界選取現成的、對既定體制有行政經驗而又可以調控各方利益的愛國者。至於其他它行業的人才如拿金牌的足球隊、拿奧斯卡的動畫大師,作為利益調控者的特區政府從來只會抽水祝賀,不會扶持,只會叫本地人自行出外及北上搵食。

深入地看,兩者治理的雖同為極受外圍因素影響的小城市,政策和定位也相近(例如「亞洲中心」、「東西滙聚」),但星政府的政策是以其300多萬可投票的本土公民(citizen)為最終依歸。在新城工作的200萬外地過客,身分只是沒有選舉權及完整福利的永久居民(permanent resident)及外地人(foreigner);而特區作為在大陸中獨特的、非民選的殖民式地方政府,往往只能按大陸情况調節自身及平衡利益。香港700萬人人口中,父母對香港毫無歸屬感的雙非嬰兒、拿着特區護照而從不過問社會發展的專才、為本地權益示威而被判監的議員、認為示威人士搞亂檔抵死的老中青維園阿伯,同樣是中國特區裏的permanent resident。故此,星港政體特性及其認受性的來源根本不同,很難證明星洲模式有利香港。

被忽視了的地方優勢?

星港兩地的政治發展各有歷史軌迹,不可一概而論,以上是學習新加坡前應先疏理的地方知識。固然,新加坡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例如環境、供水、房屋等具體政策。但盲目地以「強勢政府管治人民」的標籤簡化新城,既是無視香港作為在東亞自由港所形成的民間本土的傳統及港式政體,也沒有尊重新加坡作為一個東南亞國家所經歷過的歷史處境。

筆者認識的新加坡年輕學者,不少認為香港比新加坡的優勢是其背靠中國大陸、又同時相對自由的民間土壤,但也同樣認為新加坡的相對優勢是沒有中國大陸背靠下所訓練出來的自主性政府及政策思維。在全球城市的競爭及世界對中國的認識觀念中,香港向以自由及活躍的市民世界見稱,有充滿創意及廣受歡迎的香港電影,也有眾多很「獅子山下」的勤奮小店。研究亞洲及南中國的學者Carolyn Cartier甚至認為,香港的文化藝術在近年的社會運動中表現活躍,在整個以商業拍賣為主導的亞洲藝術發展中獨一無二,反映出香港民間社會的生機與活力。有追看外地及內地媒體的人都知道,對香港民間社會運動及文化創新的報道從來都很正面。負面的報道,多只是關於官商勾結及管治不近民情的施政失誤。

在不少港人眼中,民間自由與社會運動使香港雜亂無章,卻鮮會明白這是我們獨一無二、且為內地及外地所認同的重要資產。有見及此,徜若我們真要學習什麼,是否應該先停一停,諗一諗:我們是否充分理解香港社會的問題根源為何、優勢為何?又,我們需要怎樣的管治方式來解決香港種種問題?是由上而下的強勢管治,還是因勢利導、好好保護及發揮地方優勢和核心價值的後援式管治?

2012年4月8日 星期日

HKIFF 2012 (五): Almanya - Welcome to Germany

Almanya - Welcome To Germany

催淚程度︰中等

其實電影的劇情非常簡單,幾乎宣傳片已經涵蓋了一半。它能夠以幽默風趣但尺度洽到好處的回憶手法,描述德國人/土耳其人之間的偏見,以及Hussein這類輸入勞工的辛酸與溫馨夾雜的經歷。正當今日德國右翼思想在升溫(尤其針對土耳其人)之際,也許這電影能促成某種文化橋樑。

有一句話甚有味道。這是外孫女對Hussein說不想回土耳其幫忙翻修他在故鄉新買的房子,說因為她要準備考試(其實是因為未婚懷孕了卻未敢說出來),他說︰「人生最難的考試,就是決定什麼是重要,什麼是不重要。」

不過,因為劇情含量本身少,直述任何內容便沒有意思了,所以乾脆不提劇情細節。在此只是想作個記述,給它個credit而已。

2012年4月6日 星期五

《我們最幸福》

More about 我們最幸福

關於北韓人的苦難,很沉重的一本書。雖然書很厚,但內容以報導文學的方式寫,追看性很高,亦令人替那些主角心痛。

以六個脫北者的角度,交代了他們的家庭和成長背景、職業,以及他們對當時政府和局勢的想法,如何隨著大饑荒、經濟問題和越發荒謬的行政手法而演變,還描述了他們逃離北韓後,苦惱於如何迴避中國公安、籌備旅費和選擇潛到南韓尋求庇護的過程,到了南韓後,又要面對再教育和cultural shock,以及夾心人的複雜心態、罪孽感和心理陰影,還有融入社會求生的困難,你會看到他們的痛,以及生命的韌力。

簡略介紹一些人物(都是化名)︰

宋太太︰本來是模範市民,當上不少委員長(婦女、街坊性質)、人緣好,忠於共產黨政府,甚至誠心誠意每天擦拭金日成的肖像(法例強制),還被分配了一個好丈夫,成立了個不錯的家庭。可是饑荒來到,連當優差的丈夫也發不了薪,全家動員去採野草、樹皮或任何可吃的動植物煮軟來吃。丈夫和兒子都因為營養不良而抵抗力下降,丈夫死前的遺言是說想跟她去餐廳吃好一點,而兒子在家斷氣時沒有任何人在身邊,因為她正跟其他饑民一起去採集可以吃的,事後一直為此自責。後來被成功逃到南韓的女兒騙了去中國後安排她到南韓,最初還說不要背叛國家,但被女兒感動,又在中國看電視見到南韓在世界盃賽事的佳績,便改變心意,想要看看這個世界。到南韓後,努力工作,多次旅行,變成典型南韓太太造型(還去割雙眼皮,嘩…)。可是,每見到桌上豐盛的菜餚,總是想起丈夫和兒子。

玉熙︰宋太太的女兒,一直都質疑北韓政府的所作所為,只是為求生存,被迫演戲。嫁了差勁的丈夫,餓到沒有其他可能性時,逃到中國,一段時間內賣了自己給中國農民做妻子(中國法律禁止),以中朝邊境走私來賺錢,被北韓逮到,由宋太太偷偷經營的小個體戶賺到的大部份錢(尊嚴放下,掙扎地投入「市場」行為),賄賂把她救出來。然後又成功逃到中國再到南韓,努力工作賺錢,先後把母親和弟妹由北韓帶過來。不過,因為沒有現代社會的專長,跟妹妹一起從事卡拉OK的陪酒陪唱員。最大的遺憾是,一直都救不了兩個尚在北韓的孩子,也恐怕以後都見不到他們,對自己的自私感到自責。

美蘭&俊相︰美蘭的父親的故鄉是韓戰後南韓的領土,只是被北韓軍俘虜才在那裏安頓下來,亦因為這樣而成為北韓階級裏最低下層。(北韓實行一種另類種姓制度,革命烈士、有軍功者、科學家的家庭在工作、居住、教育機會和糧食上在分配上較優先,低下階層家庭的待遇最差,而「不良血統」標記必須延及三代)美蘭因為長得好又聰明,討人喜愛,總算破格可以讀師範大學。跟一個階級比她高很多的男生俊相相戀,但是很經典地每次都只能偷偷幽會。是這個俊相鼓勵她爭取對抗階級限制,追求成為教師的。畢業後本來是實現理想之時,饑荒卻到了最嚴重的時候,經常在上班、搭火車時見到快死或已死、不太會動的人。很多學生因為營養不良而在課堂上一直睡,或有一睡就靜靜地斷氣,也有越來越多學童無故缺席(原因心照了),一班五十人減到只剩十五人。被迫面對這些事要冷漠起來以免自己崩潰,是她以後的心理陰影。父親死前給了她在中國的親戚的資料,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她就和家人一起半信半疑地逃到中國。聯絡到南韓的親戚(父親的妹妹們),到了南韓後,得到了他們熱情的支持,尤其在人脈方面,算是得到很好的待遇,結婚生子,擁有車,還可以修讀碩士。但是,始終未能救出兩個姊姊,聽說他們被北韓當局逮捕了,至今生死未卜,為成她一家心裏的刺。及後,初戀情人俊相竟然也獨自到了南韓,可是一切都已太遲了。原來,俊相就是因為得到較好的教育,接觸到外界的消息(可看電視和聽廣播,偷看南韓和中國頻道),而對北韓的世界感到格格不入,本來想邀美蘭私奔,卻因為當時環境的恐懼而沒有說出這念頭(告密、對她做成困擾,etc),想不到美蘭比他勇敢,先他而去了。俊相反而因為是北韓精英,融入時被猜疑較多,亦缺乏人脈支持,但努力工作幾年後,總算可以開始唸大學。不過,見到曾日思夜想的美蘭後,多年感情卻如化學作用般消散,曾對他寄予厚望的家人卻仍在北韓。他讀到了George Orwell的《1984》,驚訝於作者多年前已能想像到北韓這樣的國家狀況。

還有一些,但不想寫太多了。

這是梁文道的介紹文。不過,文中有個誤點︰他說作者只訪問了六個脫北者,但根據後面的致謝文,作者其實已經訪談了百多名脫北者,以瞭解更具體的環境資料,但是選擇了從這六個脫北者的故事作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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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到星星的國度

從人造衛星拍攝的圖片來看,整個東北亞的夜空有一片奇異的黑暗地帶。除了一小個光點之外,這片地帶的其他地方幾乎都呈墨色,就好像是東亞世界熱鬧光芒中突然凹陷進去的一塊黑洞。可想而知,這片地帶晚上不點燈,不只不排放二氧化碳,而且還沒有光害;站在那裡抬頭一看,肯定是繁星燦爛。這片地帶就是朝鮮民主人民共和國了。

  《洛杉磯時報》記者芭芭拉.德米克的《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備受好評,寫得引人入勝,這幀衛星照片就是她書寫北韓的起點了。北韓的黑暗夜空是個再強烈不過的象徵,它能說明許多事情,首先當然是它的貧困。

  光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大饑荒就可能餓死了過百萬人,活著的人只有兩種,一種是軍人和幹部等特權階級,另一種是擅於從雜草和野樹裡吸取營養的強悍百姓。他們究竟窮困到什麼地步呢?書中有一個細節可以說明。當那些挨不住肚餓要涉過圖門江跑到中國找東西吃的人被逮住了之後,邊境守軍得在隨手取來的木片上頭做審訊筆 錄,因為就連他們也不夠紙用。可是,北韓曾經沒有這麼壞,六十年代它的工業實力還算強,一般人的物質生活要比南韓好。芭芭拉.德米克沒有深究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因為《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不是一本全面的北韓史,她要做的是難度更高的北韓人民日常生活的經驗紀錄。

  近年內地有一小部份人喜歡吹捧北韓,其中還包括我認識的著名學者,他們老說北韓福利好,人人享受全面醫保,可是德米克筆下「宋太太」(書中人物皆為化名)的經歷卻非如此。話說當時宋太太 的先生任職鐵道宣傳部門,是國家的喉舌,然而國家再也發不出薪資了,於是一家人陷入飢餓困境,一一病死。最後死的是宋太太的兒子,她把他抬到醫院,醫生也 開了處方,可是買藥的錢足夠換回一公斤玉米;宋太太選擇了玉米。許多年後,這一直是宋太太揮之不去的夢魘,她認為兒子是被自己害死的,而不是這個國家。她曾深深相信北韓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正如一首「愛國歌曲」所說的:「我們在這世上沒有什麼可以忌妒人家的」。

  那些悲慘故事的情節我們中國人都不陌生,所以也用不著再花費筆墨介紹了,這個世界其中一樣至為荒謬的現象便是人間最淒慘的悲劇其實都很像,不值得複述太多。反倒是北韓政權洗腦工程之徹底能夠叫人長見識。

  小學生的數學習題是這樣的:「八個男孩和九個女孩正在為金日成唱頌歌,請問總共有多少個小孩在唱歌呢?」而歷史課,大一點的學校都會特設一間明涼乾淨並且有暖氣的「金日成研究室」,小朋友一進去上課就會自動變得乖,課前還得肅立,一齊向金主席玉照鞠躬:「謝謝你,父親」。後來又有「金正日研究室」,在裡面上 的歷史課把實際生在蘇聯的金正日說成是在白頭山誕生,因為那是朝鮮傳說中神子降生的地方。不只如此,他哇哇墜地的那一刻,天上還顯現了兩道彩虹呢。除此之外,每逢金氏父子誕辰,學校都會派發平日難得一見的糖果巧克力,這樣孩子們就知道親愛領導人的恩典了,好比久經訓練的小狗自會認得鈴聲代表食物。

  每一個家庭都有官方發下來的金氏父子照片,裝在玻璃鏡框裡面,而且附贈白布;維持懸掛玉照的牆面整潔是國民應盡的義務,用那塊白布抹拭玻璃上的灰塵則是許多 家庭每日必行的重要儀式。偶而會有人來檢查。假如背景夠好買得起電視,上門檢查的人還會更多,因為他們要確保調頻器上的封條沒被動過,那個封條能讓電視收 不到北韓以外的電波信號。的確,近年有些人是從中國走私光碟機和 DVD,荷里活電影與南韓電視劇也有了一小批粉絲,不過很多人只是圖它們好看,並不相信可悲的南韓會真的人人有手機滿街私家車,也不相信腐朽資本主義政權會讓百姓生活過得那麼好,他們認為「那一定只是宣傳」。德米克判定「這個政權的力量來自於把國家隔離在世界之外」。

  我那些支持「主體思想」的北京朋友大概不願意看到中國為北韓帶來的壞影響,但真有少部份人是透過中國才瞭解到外面的世界長個什麼樣。那些光碟固然是從中國來的,走私市場上的 好貨也是從中國來的,就連更少數來回兩國的掮客也證言隔江那一岸的農民家裡頭都有電視和電話,而且絕非做秀騙人的樣板。不是說朝鮮人擁有全人類最優秀的基因嗎?怎麼同樣搞「社會主義」大家差得這麼遠?政府的解釋是中國已經走了歪路,遠離正確路線,不足為訓。再沒多久,他們乾脆宣佈走私 DVD是顛覆判國罪,最高可處死刑。

  另一項能令中國人感到親切的,是絕大多數北韓人都能清楚記得 1994年 7月 8號金日成死的那天自己正在幹什麼,那種歷史性的時刻。後來官方組織了長達十天的哀悼活動,任職幼稚園老師的「美蘭」每天都要去廣場哭兩回,一回是和自己的同事,另一回是帶自己的學生。就算再傷慟,這麼十天大哭二十回恐怕也很難流得出淚了,所以「美蘭」開始有空注意旁人的反應,她發現一個日日哭得人仰馬翻的五歲小女孩原來只是裝哭,她先把口水吐在手掌,然後再抹到臉上去。身為老師的「美蘭」逮住了她追問原因,小孩答道:「我媽說假如我不哭,我就是壞人了」。而廣場上還真有便衣在捉哭不出來的「壞人」,可見眼淚的重要。事實上, 那陣子甚至有部宣傳片告訴國民只要哭得夠誠懇,「說不定金主席是會回來的」。書中另一位人物「金醫生」的父親還真活活地難過到絕食身亡,他說:「如果像金 日成這樣的偉人都能死去,為什麼我這個百無一用的凡人還得活著浪費糧食?」

  這一大片星空固然遮住了自己人的耳目,但外人又何嘗能夠把它看透?去過北韓的人都曉得當地對遊客的「照顧」是何等地無微不至,住要住在指定酒店,行要有導遊伴行,想要毫無中介地接觸居民幾乎絕無可能。德米克提醒我們,在平壤旅行你必須小心觀察,仔細一看便會發現金日成雕像台階上那名少女不太對勁,她長得太好看,臉珠紅嫩,衣飾依人,如此靜好地坐在那裡看書,豈不正 巧是幅特地用來拍照的圖景?再等一會兒,還有一個士兵走來,立在雕像前面彎腰獻花,一臉崇慕,這也是個極為感人的場面(除了這位士兵沒穿襪子)。如果再待著不走,說不定還能看到更多戲碼呢,這可真是個懂得表演的國度。

  說了這麼多,我們必須面對一個很根本的問題,那便是這一切故事到底從何而來?德米克小姐又憑什麼知道北韓人民的日常生活?很無奈地,她只能採訪到六個輾轉叛逃到南方的北韓人,儘管她下了不少工夫收集資料,用去十五年時間追訪那六個人;但這依然保證不了他們的證言和自述皆是未經扭曲的事實。再怎麼講,他們可都是「叛徒」呀,難道就沒有一點立場轉變所帶來的影響嗎?更何況德米克的文筆實在太好,好到像小說一樣,那就更加叫人生疑了。

  然而捨此之外,別無他途,那一片黑暗是不可穿越的,一個連領導人太子大名都是秘密, 搞得外界猜得很費力的國家,你拿它有什麼辦法?還是跟隨德米克聽故事吧,比方說之前提到的「美蘭」,與她青梅竹馬「俊相」之間的愛情故事。對這一對青年而言,漆黑的朝鮮夜空是最好的掩護,可以讓沒有其他地方可去的他們每晚趁著夜色出門,一路聊天一路散步,一直走到市郊的田埂小徑……。那是比得上《山楂樹之戀》的純情,兩個人在一起六年才開始拖手,再過十年才有過唯一一次的接吻,德米克說:「在位處維珍尼亞州蘭尼的CIA總部,或者在大學的東亞研究系裡頭,人們通常又能遙距地分析。他們不曉得在這個黑洞中間,就在這個餓死過數百萬人的陰冷黑暗的國家裡面,原來也有愛情」。

  它本該是段韓劇般的愛情故事。「美蘭」與「俊相」的家庭背景不同,職業前途也差得很遠,雙方家長都不會認可這段關係;而且兩個人後來分住兩個地方,男的是「現代化典範」平壤裡的未來棟樑,女的是北邊國界處的幼兒教師,每年只能見上兩面。但真正的悲劇並不來自這些劇情上想像得到的限定,而在他們頭上那片夜空。

  先是「美蘭」一家出逃,但「美蘭」就是不敢對「俊相」啟齒,甚至連最後的再見都沒有。「俊相」知道這事之後十分痛苦也十分沮喪,因為「她竟然比我先走一步」,原來他也早萌此心。果然幾年之後,他倆終於在首爾重逢,只是「美蘭」早為人婦,一切都已經太遲。這是一對從小玩到大的戀人,這是一對推心置腹無所不談的知己,可是他倆卻誰也不敢告訴對方自己心中的真正想法,對這個國家的真正想法。


2012年4月5日 星期四

HKIFF 2012(四)︰Putin's Kiss

從一個很迷普京的女生Masha Drokova(主角)在加入普京成立的Nashi青年團的經歷,刻劃出俄羅斯政治面的現狀…

另一主角Oleg Kashin(應該其實是半個導演,導演是他和Masha的共同朋友)是個記者,一開始就開宗明義說明他不信任現在的政府,因為不滿普京政府鞏固政權的手法,就是鼓動仇恨和獵巫文化。從他的看法認為,現代的青年剛好是接近蘇聯解體前後的年份出生,親身體驗到俄羅斯經濟走下玻,然後普京上場,加上全球經濟普偏向上,俄羅斯人的生活大幅改善,而普京又是魅力型領袖,給年青人身體力行、意志堅定的強人形象,所以容易成為他們的偶像。於是,Nashi便在動員年青人成為親普京團體方面,非常有效。

本片有拍到那些青年露營活動時一些「領導」的演說,有點像那些以「改良自我、脫胎換骨、別當弱者、為改變犧牲」之類口號為賣點的心靈課程的味道。(我以前說過不喜歡那些心靈課程高調宣揚以弱者為恥的價值觀,有點fascist感覺)當然,還加了一些民族主義的味道。除了鼓吹俄羅斯優越感,亦把普京塑造成帶來進步的、為國家整體利益著想的人,進而把反對派都扣上「國家敵人」和叛徒的帽子。

青年團也不是沒做過正面的事,例如他們會動員很多人在一些賣過期食物的黑店外抗議,或擠入一些超市把過期食物揀出來,要求店主在鏡頭前向人民道歉(汗…)。就片中所提,他們除了夏令營,Nashi還會組織成員,參與各樣活動,如訂下大量旅車,由各地集合成員去參加二戰陣亡士兵悼念會;訪問了Nashi的一個政委,直認他們會部署每逢反政府遊行就上前阻路或同時打對台遊行;又試過搞一次「讓人民知道國家敵人的名字和臉孔」的大遊行,成員舉著那些「敵人」照片的橫額「遊街示眾」,用腳踐踏等等。

此外,不時也會傳出一些自由派記者和反對派代表人物被人襲擊、騷擾和恐嚇的事件,當然很難直接證明那些人是Nashi成員,不過被襲者都認為重點是跟它鼓吹的仇恨有關。其中一個反對派領袖打個比喁說俄羅斯成立了一個Ministry of Hatred。

片中偶然穿插了Masha和Oleg的對話,以表達Masha的看法。她對普京政府的忠誠全無疑問,但她有時也對Nashi的做法有點不以為然,不過言談中看出她不敢完全直說。例如將「敵人」的照片遊行時示眾的做法,她也覺得有點過火了,覺得只是有不同看法的人不需如此被對待。Masha有跟一些自由派記者做朋友,認為「有助化解誤會」,結果因為一些記者的言行而惹怒了Nashi的高層,要求她跟這些「敵人」斷交,然後Oleg更在夜裏被人埋伏毒打,幾乎送命。Masha也跟其他關注此事的人一起,提著讉責犯案者標語板站在街上,她的疑慮埋積起來,促使她定下決心要離開Nashi。

在片中對Masha的訪問,都可看出她說話很小心謹慎,其實她也在害怕。

2012年4月3日 星期二

素描

完成了素描初階課。

雖然導師有點古怪,不過對藝術家來說也許是「正常」的,總之,課堂的總體氣氛尚算輕鬆,偶然有點爛GAG。

對素描暫時的感想是︰萬事起頭難,起稿時比上色更麻煩。

有一幅畫因為剛才趕著離開課室(遲了下課而下一班的人就進來)而忘了取回…

下階段四月尾再來。剛好,因為有五月一日,即使去旅行也不用錯過一課,太好了。

2012年4月2日 星期一

HKIFF 2012(三)︰Bitter Seeds

GMO種子公司的惡行

屬於qualitative的記錄片,不過,略嫌trailer的剪接效果反而令片子像電影。

以一個立志想當女記者的高校女生角度為主軸,鏡頭跟著她一起,拍下被訪農民和家屬、種子公司高層和維權份子的訪問,指出現在印度農民的苦況的成因。

簡略地說,大部份的農民都是文盲,對於種子公司在廣告傳銷上大力吹噓他們種子的產量的手段,抵抗力很低。使用GMO種子跟傳統自家保存種子,在耕作上的分別主要是巨大的成本。GMO作物的基因會令其種子自我毀滅,每次播種都要買種子,如定期付租地付給印度種子公司的利潤和技術擁有者--美國公司Monsanto的專利費,使用GMO種子一定要綑綁式使用大量肥料和殺蟲劑、以及使用更多水,誤信了傳銷人員,抱著希望的農民通常需要向銀行貸款才能買到這些東西,然後便要工作而收成才能看看能否回本、是否可以賺到一筆應付家庭下一季支出。然而,現實是種子公司吹噓的成果跟實際收成出入很大︰例如在雨水供給不穩定的地區大力推銷他們的GMO棉花,宣傳物料上還印著所謂「成功大賺一筆的農民」的聯絡資料(其實應該是公司的僱員),打電話去問,竟聲稱說不需雨水也可以長得好,其實那作物根本就不適合當地的環境,或者只適合負擔得起精良灌溉裝備和抽水系統的大型農場;另外,GMO種子的效能經常貨不對版,首先是害蟲問題,它促成了能免疫於現在殺蟲劑的新品種、又或只說明能防止某類作物的害蟲,其實沒保證能防止其他物種的害蟲,簡單來說就是這個種子+殺蟲劑的配合,絕不等於真的沒有害蟲,而且面對的可能是更難殺的蟲;另外,還有土壤品質因GMO而變壞的累積問題。(舊文︰HKIFF: Think Global, Act Rural)

有一個很多人會馬上想到的問題︰為什麼農民第一季收穫後知道「中招」了,還要繼續買GMO種子?

在農民和維權份子的訪問,原因大概是這樣的︰種子公司會推出新的產品,說已經改良了對應新害蟲的能力,又再吹噓其產品的效能,結果還真的有農民再上當了。此外,有不少第一次收穫的收益不足以償還銀行貸款時,他們已經不能再從銀行借新貸,結果便要借高利貸,條件苛刻(如以地權作抵押),再將一切希望押在這些種子package上,第一次失收,本來已經泥足深陷,第二次失收,幾乎便是沒有翻身之日,如有些農民以地權作抵押的,他們失去謀生最基本的資產,便是完全斷絕收入來源了。就算是有農民想改種回傳統的自然種子,卻因為過多農民同時開始種植那幾種GMO作品而沒有保留在地品種的種子,想買也買不到,再者那些種子從前是不用買的。(Vandana Shiva提過,因為全球化影響,農民會有改種全球最好價錢那幾種作物的傾向,更加促成作物的單一化、GMO化而令在地品種失傳)

網上一段導演的訪問是這樣的︰

Filmmaker: Do you think the farmers are adequately informed abou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GM seeds?

Peled: My impression is that they know in general terms, but the instructions are very specific. And on top of that is the financial aspect. The idea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agriculture is you put in more money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eason, and because you should be getting a big harvest you should be able to more than pay back your expenses. So that requires taking loans, which requires some line of credit. 80% of these farmers cannot go to the bank because they cannot pay the bank for last year’s [loan]. So their only recourse is to go to money lenders who charge them very high interest rates. The farming costs are much higher than a corporate farm that would have a lot of credit at the bank. Already they have to bring in a higher income just to pay their expenses.

不過,雖然GMO種子的惡行是導致農民自殺的最大原因,本片也揭示了一些傳統社會觀念和陋習造成的問題,因為被前者催化而加重了。印度傳統上,嫁女要付嫁妝,如果一個家庭因為付不起嫁妝而嫁不出女兒,是一個很大的羞恥,亦經常出現男家提出嫁妝時都獅子開大口的情況(片中的提親者提出要20萬盧布、電視、冷氣機、電單車、廚房設備),所以生有女兒便等於負有一筆未來的債,「不幸」生有兩個或以上女兒的家庭,幾乎就是注定一世貧窮。

片中交代了美國一方面向世貿控告印度的棉花價錢太低,一方面每年都大力資助國內棉花農,亦利用世貿的條文強迫印度開放GMO種子成為合法商品,而Monsanto每年都在印度吸走巨額專利。訪問那些種子公司的高層對農民自殺的看法,竟有人說「認識他們的人大概都會說他們是懶人吧、每個人都要感謝Monsanto為印度帶來的貢獻」,說話很PR,真的很令人火大。

延伸文章/訪問︰

http://www.filmmakermagazine.com/news/2012/02/bitter-seeds-an-interview-with-director-micha-x-peled/

http://crestoneeagle.com/2011/09/29/bitter-seeds-a-tragic-story-of-gmos/

2012年4月1日 星期日

HKIFF 2012(二)︰ももへの手紙

笑點不少,怪獸跟人的互動喜感不錯,劇情也蠻感人。

有點像「神怪版巴別塔」,從主角的父親身故,令小桃一家要搬回母親娘家,二人都要重新適應環境,而那衝擊導致二人都有自己的心結,令她們相處時有些隔膜、誤會甚至衝突,但當遇到一點突發事,就會被突然點醒了,那些衝突,不過是些無聊的小事,對方的痛苦,其實心底裏都是知道的。

小桃的母親這樣形容父親(只有英文字幕)︰"He can write outstanding research papers, but cannot even write a personal letter, because he don't know how to use the words."

劇情中心包含了對人內心軟弱時的體諒和溫柔,不過其實算是很婆媽的。不巧地,卻又擊中了我的淚腺。如果是3年前,感受也許沒有這麼深。

2012年3月25日 星期日

HKIFF 2012 (一)

Solder/Citizen:

http://vimeo.com/38905000

以色列士兵訓練營裏實拍的德育課。導演說她拍了很多(忘了是七百幾分鐘還是七十幾小時),但最後只選了這68分鐘。只有老師在努力引導學生們嘗試從別人(巴勒斯坦人)的角度看待今天的問題。單是"What is pluralism"一問就令人們吵了一輪,很多言論要發表(老師被插嘴是很正常的),學生們之間就吵到拍枱,也有平時不作聲的女生受不了他人的種族言論下大聲插咀,罵人Nazi。有不同種類的想法,如A)直接地認為巴人就是恐怖份子,被這樣對待是他們自作自受;B)有認為阿拉伯國家多的是,為什麼他們遍要留在這裏,又舉了埃及和約旦為例,後來老師從歷史角度解釋因為教派和政治原因,那兩國都只是精神上支持而不願真的收容巴人,然後就扯到其他話題;C)他們的損失去找法院解決就是了,我們沒有責任照顧他們的損失等等。

不過,也有人在被老師告知巴人是本來住來那裏,卻在以色列立國後被趕走(他似乎最初真的不知道「本來」這件事),態度開始有所轉變;亦有學生表達了他們也明白人權等普世價值,曾在哨站上見到下方貧窮的婦人和小孩、或因為要嚴守命令,禁止巴人的送葬隊過境而被一個悲憤的婦人用手指著來罵,感到內心難過,卻又不知怎麼做好,轉頭卻發生了炸掉襲擊,他們內心有迷惘和巴人殺同胞的憤怒。

另外也提到了一些歷史事件,而帶出了「國民身份」、「上級命令vs良知和自主」、「多元vs民主」等的哲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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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Position:

以一張戲票的價錢能看到這麼多高水平的芭蕾舞演出,真是太划算了。(雖則只是片段)

2010年美國的全球芭蕾舞大賽,全球各地的選手要先通過地區的預賽才能進入決賽。因為芭蕾舞者的職業生涯很短,而且訓練的成本很高(導師費和可媲美一件婚妙價錢的衣服),但只有少數人才能得到舞團的合約和獎學金,一賽定生死的壓力很大。

被近距離記錄其日子的舞者有不同背景,有典型的Barbie女(她自己也這麼說);來自哥倫比亞且背負人們對男舞者Stereotype,一心想成名去養家的男子;一名因戰亂喪親的黑人女子Michaela(被美國家庭收養)想成為一名black dancer;被一個日本母親非常involved監控訓練過程的一對年幼姊弟(美日混血兒),姊姊很投入而弟弟不喜歡ballet,連導師也受不了他們老媽;一個很有天份的金髮男和專程由以色列飛來參賽的女孩等等…因為他們背景不同,面對壓力時的顧慮和應付方法也不同,Barbie女是到Tiffany購物…;哥倫比亞男在賽前幾日短暫回鄉跟家人團聚;Michaela的腳指勞損卻死撐;日本虎媽的女兒加緊練習,兒子卻打電玩等等…

不過,即使背景不同,人們在非常專注時,擁有堅定意志和魄力所散發出的高貴氣息,不言自表。

 

 

2012年3月24日 星期六

選舉

下午到了荃灣路德圍投票,非常多人,排隊人龍九曲十三彎,而且男女老幼都有。

這次選舉由醞釀到投票日如何肉酸,多到難以盡錄,不是因為民主選舉本身,而是因為那種「看上面」的潛文化。此外,也因為那個急轉彎,香港人的心也被玩了。

只是覺得連沒有約束力,普通的表達民意方式,或作為民間對小圈子選舉表達不滿的唯一出氣孔,也要被阻礙和堵塞,應該會引起了不少人「你不讓我,我偏要做」的情緒。

老土的感想︰公民權利不是必然的,要自己緊緊維護才會有。期望到了2017的真普選(但願),人們不會輕易放棄投票的權利。

2012年3月20日 星期二

貼文︰香港的Monopoly

在FACEBOOK見到了這篇黃元山所寫的文,想起了有一次在序言書室搞的討論會聽過他對OWS的觀感。其實近期對現代主流經濟系統的批判,聲音越來越多,已有很多以人文或道德出發的角度為主的批判,當然並非每個都是全面的,對一些人仍然是說服力欠奉(只是批判批判者的個別論點,卻不去想這系統不是sustainable的問題,或以弱肉強食的金科玉律作為一切結論,進而否定改變,以前提過幾次,不想長氣了),亦有是因為有些作者是身為教授、用字過深或從事其他予人不需憂三餐、不夠入世的印象的職業(很多是偏見),而間接導致某些人的輕視。黃元山作為前金融高層(如香港雷曼兄弟),以他的專業對這個複雜經濟的瞭解為根據的觀點,值得多分享。就好像有些人特別喜歡挑剔別人從道德出發批判地產商/壟斷性企業的人,但潘慧嫻所寫的書《地產霸權》卻較能吸引那類人的注意。

又,兩星期前去了潘毅的講座(三聯辦的),她說(我以前也曾提過),現在仍然有不少人被一些名詞束縛了他們的思維,批判現在形式的分餅制度,被容易被人扣上「要大鑊飯時代重臨」的帽子,卻忽略了現行的制度早就不只是字面上那些基本的principals,而是滲入了很多其他東西,亦因地而異,所以不能夠以非黑即白的思維去接受或反對其他可能性,而要多給耐性去看細節,不要被前人所創的名詞或理論限制想像和創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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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兩文最初始來源是iMoney。

遊戲尾聲?

2011年12月

憤怒荷馬上次談及現有的經濟體系猶如「大富翁」遊戲(Monopoly),玩到遊戲的尾段,大部分地段已有「業主」,沒有資產的參與者只能不斷付租陪玩,勝負早定,難以扭轉。這個遊戲比喻的有趣,在於每個參與者開始的時候都是一無所有,透過「擲骰仔」這個純粹講運氣的方法踏出人生的第一步,沒有誰是含着金鑰匙出發,最後竟也落得一個極不公平的結局。所以,單看結果,就大聲指控制度的腐敗或者制度之下贏家的巧取豪奪,並不符合邏輯。

推翻市場經濟何去何從

況且事實上,每一個制度(例如,北韓、古巴、美國、緬甸、菲律賓)都有最後的贏家和既得利益者,不同的制度只是把利益分配予不同的群體。當權派慣常的做法是盡量維護已有的既得利益者,這樣於權貴而言最為「安全」,所以身為一般「人民」,以為打倒某些人或推翻某些制度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根本不切實際。

我曾借用Churchill(邱吉爾)對民主的說法(“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來比喻經濟:市場經濟(和相關的金融體系)是社會最差勁的運作機制,撇除所有在其他社會和歷史上曾出現過的運作機制。

在全球化和現有的市場經濟運作下,香港出現了資源極度集中的現象。問題是,有沒有其他代替的制度呢?推翻這個制度是否更符合社會整體利益呢?如果不是,我們可以做甚麼去改進現有制度呢?

現行制度反映人們價值

改進制度,我認為是每個人的責任,而不是政府的責任;政府的責任愈多,公民的自由就愈少。社會上有一個古怪的邏輯:一方面不信任政府的干預(覺得政府「很廢」),但另一方面,卻不斷的要求一個被認為「很廢」的政府事事介入。但政策只是社會制度的一部分,並非全部,修改政策不代表問題就能解決(當然要修改政策本身已難過登天)。現有的制度,是誰創造出來呢?難道不是反映這幾十年來,社會上各個階層的價值觀和行為習慣嗎?

幾十年後,我們想有怎麼樣的社會制度,決定權就在我們每一個人的手中,因為我們目前的價值觀、行為和期望,將會建構成未來的制度。比如說,有社會學家認為這個社會制度迫使我們過度消費(消費主義等論述),我們可以做的大概就是透過簡約生活去作出制衡。又例如說,不少人花了不少精力和光陰,才為香港人爭取了某部分的選舉機會,為甚麼香港一般的投票率是這麼低呢?合資格卻放棄投票的人,難道不知道自己在促使制度倒退嗎?

其他具體的想法,篇幅所限,不能在此多說,下次再多談一點。如果你有想法,也希望能在我們的Facebook粉絲頁留言,多多反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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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還叫資本主義嗎?

2012年3月19日

記得我們之前用過「大富翁」遊戲(Monopoly)來比喻資本主義的發展嗎?「港式資本主義」就是「大富翁」遊戲的最後結局篇。玩到遊戲尾段,大部分地段已有「業主」,沒有資產的參與者只能不斷付租陪玩,勝負早定,難以扭轉。

無獨有偶,我剛發現,原來鼎鼎大名的對沖基金經理Ray Dalio也用「大富翁」遊戲去解釋經濟現實。Ray Dalio所管理和創立的Bridgewater Associates是全球最大的對沖基金,其所有客戶皆是機構投資者,而其表現不論於金融海嘯之前或是之後,皆非常厲害(和「沽神」John Paulson有明顯的分別)。

被壟斷的體系已失效

不過,為了解釋信貸市場的槓桿化和去槓桿化道理,Ray Dalio自創了一個Monopoly遊戲的改良版,就是在這個遊戲中,加入一家銀行。試想想,有了這家銀行之後,手持現金的玩家便會把錢放進銀行收息;有機會買房子的置業者,如果現金不足,則可以問銀行貸款。結果,房子會更快的建成,資源集中的過程快來也快去,資金流轉加快。而且,房子相對於現金的比例會提高(假設銀行的貸存比率高於100%)。這個快速的過程就是一個槓桿化的過程,而一旦貸款人不夠現金(例如要付租給其他業主),便有可能發生擠提,接下來便會出現去槓桿化。

有了銀行和金融體系,槓桿化的過程會更快,規模也會更大,資源集中會更厲害;正因為如此,所以去槓桿化的過程會更痛苦和所需的時間更長。這點可能一般人比較不大留意。

事實上,Monopoly遊戲的改良版對「港式資本主義」的描述和解釋更加貼切。「港式資本主義」的表徵是分配不公平,即是資源過分集中。到了改良版Monopoly遊戲的後期,少數財團掌握絕大部分資源,當清除絕大部分的競爭對手後,便可以減少供應,借助規模效應的優勢,提出壟斷式價格,賺取所謂的「壟斷租金」(Monopolistic Rent),堂堂正正在市場上「尋租」;於是,廣大市民在衣食住行每一個方面都要付「租」(遊戲裏的租,也就是壟斷性的租)。「壟斷租金」不符合市場經濟,浪費了社會資源(Deadweight Loss),使整體社會的經濟效益下降。

我對「港式資本主義」的批判,不是從社會主義的角度出發,因為我絕不認為把所有的社會資源收歸國有(或另類的公有制)就能解決問題;但這個「港式資本主義」確有她的致命之處,就是違背了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基石,當中包括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

被扭曲了的資本主義

「獅子山下的精神」是一個神話,是因為在改良版「大富翁」遊戲的結局篇中,無論敗的一方多努力工作(即是遊戲中的擲骰仔),也難以改變結局。再者從社會學角度來看,掌握絕大部分經濟資源的一方,可以透過社會上其他的權力網絡,不斷增加自己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如此一來,自己和盟友集團的既得利益,只會愈趨穩固。社會流動性一旦減低了,社會裏的人再不相信遍地機會、不再認為拼勁能改善生活時,這一種經濟模式,還真的能稱得上是資本主義嗎?

2012年3月17日 星期六

FF13-2 160斷片集齊後感

練Sautille練到連普通地舉起右手也覺得軟弱無力,但是為免記憶開始矇糊,還是必須盡快寫。(主線已破一段日子,160斷片才費時)

這大概是我第一次有動力集齊一個RPG的隱藏要素,原因可能是以160分開,並且以地區整齊劃分,有中文詳細描述的關係,也沒有FF10那些捉蝴蝶的討厭TASK,所以感覺不是很遙遠,有一步步達成的充實感。要算作最麻煩的斷片,一定是集齊100%的怪物圖鑑,然後是找出並全答對新都城的達迪熊問答遊戲,新都城的路混亂得令人想起中環上環,明明目的地距離很近,卻要繞路繞到頭暈。

系統方面,因為玩過FF13而很快上手,水晶盤簡化了,令人可以把精神多花在斷片上而不是那些能力加成的麻煩數學。全遊戲95%都是只有2個playable characters,壞處是可能會悶,而且自從FF13有了自動戰鬥後令人經常只是以按圓圈,容易打瞌睡,更促使走舊路(找東西、做TASK)時覺得悶,但一遇上強敵又會很忙(敵人出絕招時要轉DD、強化時要轉EED或EEA、有些敵人要AJE,etc);好處是容易控制,因為本作練功不愁沒地方,很容易把水晶盤點滿,二人都可以精通所有職業,設定tactics時對效果預測較容易。此外,寵物系統也是不錯的創新(不過倒轉來說它的存在是避免因為只有二人顯得悶),各種嘍囉都可以當寵物,有點花多眼亂,不過我有看攻略(但沒偷步看詳細結局),知道了哪些寵物最好,把資源集中了在它們,花多眼亂的影響不大。

難度方面…不知是因為今作練功較易還是寵物強得過份(奇食腐獸),最後BOSS打得輕鬆到有點開玩笑的程度…就算是比它強的黃泉和巨型有牙龜也不是真的很難,連付錢DLC的Omega也是幾分鐘就打完了…(網絡上有不少打法,只要裝備最強武器和飾品就可以1分鐘內KO Omega…)

劇情方面,總括來說,故事的過程是不過不失,多個時空之間會互相影響、改變過去會改變未來、反之亦然的概念是不錯的創新,不過「悖論」的概念太多灰色地帶,令Caius的如意算盤太屈機,而至時頌人的特性和女神賜予心臟給Caius這兩點,有點硬來,好像只是為了合理化前文後果才硬弄出來的一個連接點。「所謂」結局真的令人失望,招致這麼多批評是合理的。FF遊戲光碟本來就不便宜,結局卻是本來「前途滿是希望」的氣氛突然轉成大發便當,還要是一切都在「壞蛋」的計算之內,就to be continued了。如果是為FF13-3鋪路還好,可是製作的訪問卻說打算以不同角色的角度出發的DLC交代真正的結局。上星期才有消息說5月才推出Lightning篇的DLC,而在這之前,它已經推出的,卻是非常不化算的DLC。Omega及Lightning的技鬥場挑戰,各$20(我覺得Omega是FF的傳統之一,所以買了),卻是幾分鐘就打完,Sazh篇DLC畢竟是交代他何以能穿越時空來協助最後一戰,算是故事的一部分,可是真正的遊戲部份卻是兩個賭場遊戲,雖然找陸行鳥也有點可愛,但加起來還不值$59吧…至於後來那堆$10一件的衣服和武器(沒買,但聽說武器很弱,只有看的份),以及眼鏡女DLC(跟故事無關,大概男生才有興趣買),實在沒好氣再說,SE這是在自我貶低的行為,在走中文和韓文那些燒錢online game的路線。簡單地說,這是以一個完整遊戲的價錢,買一個未完成的產品,而且還要再付錢才能得到完整的體驗。出於怨念地打個比喻,就像付錢入場看電影,最後10分鐘卻黑了畫面只有TBC字,要你再買票看另一場;另一個比喻就是付錢去吃私房菜,你在等吃的時候,主廚向你說他的用料怎麼好,但是吃了前菜就突然說沒有了,他一邊向你說主菜快來了,卻只是續一遞上甜點給你,續一付錢,不理客人為了主菜才來的焦急。

劇情的調子有點沉重,不過也有些令人汗顏的笑點。印象最深是Serah擺老師款「責罵」布丁怪時牠們的反應、Noel勸Serah不要再改變未來以免縮短她的壽命,Live trigger的回答選項有一個是「你要負責」,很想按下去,卻為了bonus而選了正路的「即使如此我還是想改變未來」。

多元結局系統也是不錯的創新,最有趣的結局是布丁怪(明明看上去就是蕃茄)統治世界的結局。至於集齊160斷片後的秘密結局,不過是Caius奸計得逞的自白,一點新東西也沒有…

解謎遊戲︰時鐘數字和消失的水晶真的有點難。時鐘數字最初以為一定要用紙筆嘗試,後來抓到了竅門不用紙筆了還好,消失的水晶就真的很難。

角色方面︰

Serah︰沒什麼特別,倒是握劍時「姐手姐腳」的樣子,跟遊戲中的攻擊力極不符合,有點礙眼,要顯出她跟姊姊的分別,也不用做到這個程度。

Noel︰很合適的外表,無論片段裏還是遊戲中,攻擊的動作都很爽快俐落,比前幾作的DPS類角色都要爽。對Yeul的情感很玄,不過也許當世界真的到了「只剩下幾個人」的時候,愛情親情友情什麼都會撈在一起了。

Caius︰他那身衣服,像是Metal Gear Solid的特工衣服,而不是FF…

寵物︰奇食腐獸的外表跟其比主角更強的實力…非常不符合;陸行鳥和仙人掌系列都很可愛…

2012年3月8日 星期四

賭 (沒用錢)

拿到了小克麻雀。

結果,它竟然開啟了我媽的雀友DNA,半迫其他人跟她玩,變成…

同一晚,開始玩FFXIII-2的Sazh故事DLC,竟然也是要玩Roulette和Poker去贏ITEM來完成該章節。

FFXIII-2破後感想和對Square Enix的怨念,下次再寫。

2012年2月10日 星期五

《剩食》

More about 剩食

《The Story of Stuff》作為導火線,我竟開始越來越同情馬沙的立場。

暫時是本年第一本極力推介的書吧。

對於食物的浪費,都市人都有一種麻木,因為他們看不見原材料生長的過程,是耗用了多少資源。它之所以這麼重要,是因為食物由生產到消費、最終處理這個大流程,佔了人類碳排放的極大部份。

以港人每年浪費倒倒的食物跟飢餓人口作對比之類的也不提了(因為「一個人的死亡是故事,很多人的死亡卻只是數字」),我反而在腦內一直浮現的想法是,對資源運用的效率非常低,真是到了作賤的地步。雖然都市人浪費資源比較多,一向都有字面上的認知,但看到了細節,就感覺很蠢。

超市的採購、物流和存貨模式和對包裝的要求,經常導致大量正常狀況的食物被倒掉、食店和酒店因為要迎合客人的視覺感觀和點哪道菜就一定要有的要求,而老是煮得比需要的多、飛機餐每個行程都都硬性規定要丟掉所有用剩的東西和一次性用品,ETC。對於他們,那些浪費掉的食物也是要成本的,但就因為都算了在成本,在消費者付款時是看不到的,在他們的意識中,他們付的價格只是眼前的物件,所以,並非conventional economics中的equilibrium price的交易就會supply=demand的情況,而是這個運作模式本身的問題,這些其實都是可以在行政和習慣上改變過來。

第二部份說的是香港業界和家居在廚餘/食物回收和減廢的計劃和執行上的難題。例如︰地方有限(回收筒/處理機等始終有臭味,要放遠)、政府支持不足、市民和業界對廢物的認知等等。我在惠康工作的老姊說,以前公司也有讓廚餘回收公司來收剩食,但自從那公司「執正來做」之後,反而要向其收費,便乾脆不找任何人來收了。因為將食物分解作魚糧、堆肥要符合一定的標準,所以有機器和人手的運作成本,業界會覺得給你賺錢的物料為什麼還要給錢,這個概念造成的心理落差是個大障礙。本書又提到日本、韓國和台灣的成功例子,他們在政府的首先倡導下,業界和市民都把廚餘/剩食的處理看成自己的責任,所以願意多做功夫甚至付費去處理。

第三部份是一些訪問,帶出如何在購買、煮食、保存、簡便地轉化為其他物資方面以達到減少廢物的居家智慧,有些其實是市區新一代人已忘卻或不喜歡執行的傳統智慧…

面對氣候變化,我們已不能指望有什麼新科技可以奇蹟地改變動向或者有什麼救世主帶領(我不否定這可能,但它們也未必會出現,而且大眾的態度也很重要),因為這是我們每個人的行為做成,應該要從對物質的態度開始改變,然後從細節著手,一點一滴做,踏實地變。

本書的EPILOGUE裏,區紀復有這樣一句話︰「如果我們對一個膠袋也懂得珍惜,對人便不會隨便放棄。」